特别策划：通史与断代——历史呈现的两大文本形式
2020年05月22日 02:3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5月22日第1931期 作者：
编者的话：“通”是历史研究的最高境界
我们国家的文献史长达四千年。历史学的历史，应该也可上溯至四千年前，而不是以往所说的三千年。当然，不论三千年，还是四千年，中国史学源远流长、遗产丰富，是举世公认的。
四千年来，中国史家追求的最高目标、所欲达致的最高境界，即在一个“通”字上。
讲到“通”，许多人立即会想到司马迁所谓“通古今之变”。其实，不仅司马迁，众多史家，无不以“通”自励。古代两部最著名的史学理论著作，一名《史通》，一名《文史通义》。司马光主持编撰一千三百多年的编年史，书成，神宗皇帝亲自定名为《资治通鉴》。杜佑的《通典》、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合称“三通”。后世赓续，至有“十通”之众。“通”作为一个伟大的史学命题，长响不衰，影响至深。
《说文》：“通，达也。”《易》曰：往来不穷谓之通，推而行之谓之通。有阻碍，未得谓通。唯通，方能达。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史家四长：才学识德；史书三要：史事、史义、史文，在任何一个方面不圆满、有亏缺，都未得谓通。故尔，欲为通史，必先为通人；欲为通人，必先具通识。有通识，方能将会通、融通、贯通之道以体例出之，臻于圆通之境。
呈现历史的文本形式，以通史与断代为大宗。通史、断代，孰优孰劣，同为通人，而刘知幾主张断代，郑樵却力推通史。章学诚同样主张编修通史，但是，他念兹在兹地提醒，千万不要以“集史”去冒充“通史”。
我们认为，通史、断代，各有优长，可偏重，不可偏废。一个伟大的时代，既需要有伟大的断代史，更需要有伟大的通史。但是，无论断代史，抑或通史，都需要将“通”字具体而微地贯彻到编撰中去。
在论及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特点时，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提示出“融通”二字。“融通”时义，大矣哉！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将三方面的资源融通起来，一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三是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当代中国史学要推出富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自当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将上述三方面的资源融通起来。
以“通史与断代：历史呈现的两大文本形式”为题展开讨论，意义庶乎在此。
通史与断代史编纂应如何推进和创新？探讨这个课题，需要具备一种超越“惯性思维”的智慧。理由很明显，通史和断代史作为两大领域，长期被区分开来对待，以至使人忽视了二者之间内在的联系。实则，既然通史与断代史是最受读者重视的两种史著，那么其著史的要领就绝非互不相干，而是互相贯通、相辅相成。换言之，在治史理念上，在观察史实的视角与要求上，在再现客观历史的方法上，必然有其相通之处。实现对“惯性思维”的超越，我们将通史与断代史编纂二者联系起来考察，能够激发灵感，总结出以下两项有理论价值的命题，以推进新时代的历史编纂工作。
中国传统史学属于叙事史学，与近代史学属于分析史学性质不同。传统史学以叙述历史事实、保存历史记忆为基本职能，为了满足叙事角度的变化，形成了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典章制度体等不同的叙事方式；为了适应叙事时段的选择，出现了通史和断代史等不同的叙事体裁。所谓通史，是指其叙事的范围不局限于某一个朝代，而是跨越多个王朝，按历史演进线索叙述历史的史书体裁，具有纵贯古今的特点；所谓断代史，与通史相对，是指其叙事限定在某一朝代的史书体裁，具有横截历史的特点。无论是通史还是断代史，都不过是中国传统史学展示的方式而已。
中国传统史学演进的过程中，按照史书的体裁和内容，可将史书分为通史和断代史两类。两汉时期是中国传统历史编纂学的确立时期，以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荀悦《汉纪》为代表的纪传体通史、纪传体断代史和编年体断代史著作都出现在这一时期。由于班、荀断代史彰显了“尊汉”宗旨，更适合中国古代王朝更替，因此并驾齐驱，“角力争先”，代不乏作，通史著述则显寥寥。直至南朝梁武帝时，命吴均纂辑《通史》，起三皇，讫齐代，出现了明确以“通史”署名的著作。自此，通史之作“源流渐别”。唐德宗年间，杜佑纂成《通典》，叙述上起黄帝下至唐天宝末年的制度沿革变迁，开制度通史的先例。
自西汉司马迁提出“通古今之变”并撰成纪传体通史《史记》，到清代章学诚提出“通史家风”并以此衡评前代史著，古代史家对通史精神的理论阐释一直没有间断。作为一种著史旨趣和价值追求，通史精神一直为古代史家所尊奉，成为中国传统史学的优良传统。弄清通史精神的主旨和要义，对于认识传统史学的本质特别重要。
刘家和先生认为，中西两种不同史学观的背后是不同的认识论。其中，西方史学认识论源于古希腊所认为的知识只能是确定不变的实质主义（substantialism），即反历史主义的认识观。中国传统史学认识论的基础，则源于其普遍性是内在于特殊性，并通过特殊性展露自己的辩证认识观，即普遍性之常，体现于变化之中的具体事物当中。
传统史书编纂以纪传体正史为主体，纪传体正史编修自《史记》《汉书》以来分为通史、断代两途。后世学者比较《史记》《汉书》，论司马迁、班固优劣，或主通史，或持断代。主通史者，优《史记》而崇司马迁；持断代者，宗《汉书》而褒班固。两派各持一端，争论不断。
“会通”与“断代”的问题是个历史话题，古代史家由于各自旨趣的不同，对此曾有过不同的见解。但在今天来看，两种史著体裁的编撰都是时代的需要。
其实，断代为史也是时代之需、形势使然，并不意味着与通史绝缘。相反，断代史也可以当成通史来写，从而称某断代史例如清史为通史，只不过这种断代史须具有“通”的精神，或者说要赋予断代史著作以贯通、旁通、联通与圆通的精神，才能变断代史为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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