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促进了中国社会步入大数据、数字化发展时期。社会结构深刻变化的同时，互联网深刻改变人类交往方式，社会观念、社会心理、社会行为发生深刻变化，网络时代的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审慎地借助大数据时代的前沿方法，更充分捕捉社会变迁中的新现象、新问题，更好地拓展网络时代社会学研究的新局面，值得学界深入探讨。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社会学应思考如何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心怀国之大者，服务国家战略，成为当务之急。在这个转型过程中，传统定量社会研究和服务国之大者之间，存在问题意识、分析对象和社会影响三方面不完全匹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社会学服务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潜力。而大数据为这一瓶颈的破解提供了重要机遇。
伴随着新兴信息技术向各个领域广泛渗透，人类社会已经从二元空间（物理空间—人类社会）进入了三元空间（物理空间—信息空间—人类社会），新冠肺炎疫情更是将全人类裹挟进了数字社会的浪潮。在数字社会中，数字技术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其主要特征之一是大数据的无间断生产和广泛应用。在这个大背景下，计算科学、数据科学和社会科学等学科交叉，掀起了计算社会科学的热潮。社会学如何在“数据密集型”的科学范式中抓住机遇，摆脱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困境，突破传统学科界限，是个极为迫切的理论问题。
借助于互联网、人工智能和计算机科学的发展，计算社会科学的兴起确实为社会研究带来了很大的技术和方法上的突破和拓展。利用网络媒体和云计算等新方法来获取与分析数据，尤其是实时获取数据并通过“机器学习”赋能的“计算机算法”，为研究与解释社会以及预测社会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范式或思维方式。这也是计算社会科学作为跨学科的新兴领域发展如此迅猛的主要原因。然而，对复杂社会进行研究，计算仍然难以避免一些局限，理解这些局限对于利用计算来发展社会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都有帮助。
我们处在一个大变迁的时代。以往社会学研究中国过去40多年的社会变迁，为了强调中国经验的普遍历史意义，往往把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的变化类比于100多年前社会学诞生的时代、现代资本主义兴起过程中人类社会所经历的大转型，即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过渡。而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是在短短的数十年完成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上百年的变迁历程。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中国宏观社会变迁的源动力。尽管我们关于社会变迁的观察和研究，大部分还停留在这一范式之中。近年来，“数字化”（digitization）作为一个新的概念，越来越多地被用来概括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力和新趋势。
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引领数字时代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重要阐述，对城市和乡村治理更有具体要求。为切实化解治理中的热点、痛点、难点、堵点，各地运用数字技术推动多元主体参与、治理重心下沉、范围覆盖拓展，提升服务人民的预见性、精准性、高效性，探索政府企业社会各方参与、党务政务事务务务相连、民情民意情意相通，可推广的城乡治理新路。
近年来，随着数字中国建设的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政府、市场、社会中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应用场景越来越多，中国的社会治理正在经历快速的数字化转型过程。目前，虽然这种数字化转型仍然处于初期阶段，但是从各地的实践探索中，已经可以看出其鲜明的问题指向，以及未来的一些发展趋势。
近年来，随着移动设备的广泛普及与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零工经济在世界范围内快速崛起，并逐渐成为现代雇佣经济的重要主题之一。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传统经济模式和用工制度受到严重冲击，越来越多的劳动者通过零工经济获取报酬。零工经济已成为当前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形式。
近年来日常消费生活发生变化之快速，已经远远超过了学术界对其展开深入研究的步伐。尤其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推动下，我国以网络购物、移动支付、线上线下融合等新业态新模式为特征的新型消费发展迅猛，不仅深刻改变了传统的消费形态，而且创造了日益增多的应用场景，成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推动经济复苏的“加速器”和经济增长的新动能。这一系列的新变化，亟须学术界更多更为深入的研究，助力新型消费走向更加健康的发展大道，同时也对人类日常生活正在走向的数字化转型有更深刻的认识。
社会心态，一般指在一段时间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社会类别中的社会共识、社会情绪和感受以及社会价值取向。积极健康的社会心态是社会稳定的前提，是社会治理及其创新得以有效展开的社会心理基础。客观准确地认识和把握一个时期的社会心态，是社会治理创新的应有之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