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社会发展的实质是人的发展，社会发展的总体方向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个体与社会都是时间性的存在，社会时间不仅反映了社会发展的趋势，更反映了社会成员的认知结构与生存境况。从时间社会学角度，分析工作时间、休闲时间、寿命（生命时间）等的变化所带来的个体与社会生活的重组，有助于理解和调节社会运行机制、增进社会成员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和技术的进步，日历、钟表、手表、秒表、手机、原子钟、互联网、即时通信、卫星等，逐步普及成管理社会时间的新工具，它们的发展和更替背后是社会时间和人类发展的巨大变迁。晨钟暮鼓所代表的天人合一、各自独立的乡村慢生活，已经被机器轰鸣、随时随地互联互通、相互依赖的都市快节奏生活所替代，现代性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加速度走向自己越来越无法预见、也难以掌控的未来。这带来两个问题，一个是社会发展的时间问题，另一个是社会发展的方向问题。
人天然地是一种时间性的存在，活在时间的维度之中。而在这时间性存在之中，至少有两方面的特征是同时存在的。这其中的一个方面便是：人是一种自然生命的时间存在。这显然是指一个人的生命有机体从生到死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说是很有限的，甚至是稍纵即逝的。因此，当人们试图回想有限的生命时，很多人都不约而同地会有一种人生苦短的慨叹。与生命体时间大为不同的便是所谓的社会时间，即人因在社会之中生活和存在而有的那样一种时间上的感受。显然，个体的生命时间是深度嵌入在一个社会之中的，因此人更多地生活在社会时间之中。
时间之所以具有社会意义，在于它通过人的记忆留下痕迹，并在社会生活中形成集体认同。这也意味着，社会时间一定包含历史和文化的维度：文化赋予物理时间以意义，而历史则拉伸了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的长度。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社会时间意味着人总要“活在过去”。
在社会学看来，时间虽然与生俱来，但时间的分配、消费和内容，却是由社会结构决定的。时间，可以是“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式的独处、静思，可以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式的辛劳，也可以是“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式的社会化过程。总的来说，社会学意义上的时间具有集体性起源，是社会活动的一种表达。时间是社会的，社会也是时间的。作为一个“社会人”，如何分配、使用时间，与社会发展的程度息息相关，甚至可以作为社会分层的依据。
弹性工作制在20世纪90年代便在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被广泛实施，并有配套法律保障。近来，全球学术界一直热烈讨论的“弹性工作制”再次登上热搜榜。弹性工作制是非固定工作时间安排的统称，包括远程办公（telework）、年度工时合同（annualized hours contracts）和压缩工作周（compressed work week）等。“弹性”指的是工作时间安排（flextime）和工作地点（flexplace）的灵活性，是组织面对工作环境不断变化的一种应对策略，本质上仍然是工作控制的形式。
“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方略。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角下，“时间”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关键要素。马克思将时间区分为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指出自由时间是创造科学、艺术等的时间，是真正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时间；而自由时间的增加需要通过节约劳动时间来实现。这种“节约”不仅仅意指工作时长的缩短，更是指向了工作时间质量的全面提升。工作时间质量是一个多维度概念，强调工作时间评价与优化的全面性。高质量的工作时间至少包含三个要件：适度的工作时长、合理的工作时间安排和充足的工作时间自主性。
19世纪末以来，人类寿命大幅延展而生育水平显著降低，两者叠加使全球人口年龄结构趋于老龄化。这一人口态势在任何国家和地区概无例外，区别只在呈现之早晚与进程之缓急。
2000年被学界看作中国人口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重要年份，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0.46%。按照国际上人口年龄结构的通用划分标准，2000年标志着我国正式进入了老龄社会。2021年，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明显加快，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攀升到18.90%，比世纪之初增加了近八个百分点。众所周知，人口老龄化本身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它是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加速度的人口老龄化也从一个侧面预示着中国正式开启了长寿时代。
既然我们的寿命延长了，那么照理来说人生的每个阶段就可以被“分配”到更多的时间，我们也可以拥有更为宽松和富裕的生命体验。然而，不论是大众媒体还是学术研究，却都指出当代中国青年普遍会因面对繁重的人生任务而陷入时间不够用的困境。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困境，一种可能的原因在于当代中国青年的生命时间结构出现了“延后的上限” 与“倒逼的下限”这两种具有张力的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