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要坚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学术中国·2022”国际高峰论坛的主题为“大变局中的文明：中国与世界”。参加本届论坛的历史学专家聚焦论坛主题，分别探讨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特质、中西上古史起源的背景、文明起源乃是基于协作、五帝时代的历史真相、中华文明的转型创新与中国古典学的重建、文化认同与世界大变局中的中国文明、中西早期文明交流的欧亚草原通道、丝绸之路在青藏高原的延伸、大变局下历史阐释的公共性塑造等重要议题。专家的发言摘要分为4个版面陆续发布，以飨读者。
恩格斯提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易建平从词源角度研究，认为“文明即国家”。“国家”的“物化载体”集中体现在“国民”“国土”及“国民”的“国家认同理念”。
“五帝时代”指古史传说中夏代以前的中国上古时代，属于“传说时代”或者“原史”时期。古代中国人普遍相信五帝时代的历史真实性。但自晚清、民国以来，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大背景下，出现了声势浩大的疑古运动，五帝时代基本被否定。虽然随着1928年以后晚商都邑殷墟、早商都邑郑州商城等的发现，极端的“东周以上无史说”宣告破产，但对商代以前的夏代尤其是五帝时代，学术界仍然充满质疑。
在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上，有两次深刻的大变革。第一次是春秋战国时代，第二次是新时代。春秋战国时代的大变革，造就了中国文化第一次大高峰，并有了中国古典学的大繁荣。新时代的大变革，则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中国古典学重建的黄金时代。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古史辨派学者顾颉刚和杨宽、神话研究学者茅盾、西方汉学家马伯乐和葛兰言等，都认为中国上古历史和帝王传说中隐藏着一个神话和神话性的主题，后来被逐渐转化为历史人物。这被称为“神话历史化”。紧接着，高本汉提出与之相反的看法，认为中国早期文献中那些神话性的英雄，原本是王族的祖先，后来被他们的子孙神化了，此即“历史神话化”。随着艾博华等学者对高本汉的批评，“神话历史化”似乎成了西方学者的主流认识。
国家如何起源？为什么有人类创造国家这样的现象？这个问题讨论了很久，出现了不同的神学、哲学、心理学理论。其中，学者讨论最多的是国家的产生，产生原因是群体之间和群体之内的暴力关系，形成了强迫性的组织，或者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自然的人类合作和协调的结果。
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国文明是相较于古代埃及、两河流域、古代印度以及古希腊、罗马等文明形态的一个例外，以至于部分西方学者对中国文明有着不同认知。例如，美国学者卢西恩· W.派伊（Lucian W. Pye）就认为，“中国不只是民族家园中的又一个民族国家，中国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文明”。这种看法既显示出这些西方学者对于古代中国文明、国家、民族之间关系的模糊认知，也显示了古代中国文明、国家、民族在历史演进道路上的独特性。
欧亚草原指西起黑海沿岸、东至外贝加尔湖的欧洲草原与亚洲草原地带。欧亚草原与今中国北方地区至晚在约公元前二千纪初即开始有族群与文化的互动，对中国早期文明的发生、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本文选择了资料较为充足的三个重要专题予以讨论，即中国西北地区早期冶金技术的出现与发展、殷墟发现的双轮辐式马车与欧亚草原的马车、夏家店上层文化——欧亚草原与中原文化交汇的载体。其地域自西向东，其时间则自公元前二千纪至公元前8世纪（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
众所周知，“丝绸之路”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 von Richthofen）最初提出的一个概念，它的本意是指汉代中国通向西方（这里所指的西方主要是中亚南部、西部和古代印度）的一条以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后来，这个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也不断发生变化：一是在时间轴上，人们意识到，事实上早在汉代以前，以中国中原地区为出发点的东西方交流已经有之，因而从汉代一直向前追溯到史前时代，也向后延续到汉唐宋元以后，将不同时代东西方交流的路线均纳入其中；二是在地理空间上，突破了狭义的陆上丝绸之路（也称为“沙漠丝绸之路”）的空间范围，提出北方的“草原丝绸之路”和南方以海上交通为主的“海上丝绸之路”，以及区域间形成的“西南丝绸之路”等不同概念。如同荣新江先生所言：“丝绸之路是一条活的道路。”
中国学术的现代化是几十年来中国学术史和史学史研究的核心问题。以往研究对“古史辨”“化经为史”的分析和肯定较多，但是这种认识无法很好地解释一个问题：在清代学术中占据内核地位的音韵学，是如何完成现代转化的？中国传统音韵学的现代转化，答案蕴藏在1923年发生的“古音学上的大辩论”里。
钟捷：大变局下历史阐释的公共性塑造——以科泽勒克的“鞍型期”理论为范例
当代世界正进入急剧变化的时期。对于历史学而言，这意味着它赖以观察与分析过往世界的尺度和方法都面临着巨大挑战，如：（1）由量子力学带来的“测不准性”向建立在牛顿式经典科学认知论基础上的历史科学揭示了微观世界的丰富多样性；（2）由国际政治变局带来的去西方中心主义，使得以全球史或大历史为指向的历史书写实践更加受到欢迎。
坦桑尼亚、赞比亚和乌干达这三个后殖民非洲国家在国家构建过程中最重要的历史和文化因素值得深入探讨。坦桑尼亚比非洲其他国家更接近传统的欧洲国家形式，也被称为现代欧洲模式，即本国公民身处同一个社会，拥有相同的价值观体系以及相同的民族文化背景。他们认为，共同的国家公民认同要高于个人和地方认同，且对整个民族国家的忠诚度要比地域、宗教、族群和其他划分更加重要。但是，和坦桑尼亚比起来，对包括赞比亚和乌干达在内的绝大多数后殖民国家而言，地方认同则更重要。在我们看来，这种显著的差异是由历史原因造成的，这与它们过去的历史，即前殖民时期和殖民时期历史的特殊性及其独立时期对历史的解读有关。
中国凭借“五种发明”成为这个强大且有序的文化和文明核心圈的一员。我想强调的是，至少有五种中国的发明塑造了全球文化：公元前206年至25年汉代的造纸术；618年至907年唐朝的印刷术，当时人们开始印刷佛经；在此之前的668年，在2000多年前的新朝，中国有了双轮车，人们都以为这是欧洲发明的，实际上早在3000—2000年前，在如今北京远郊的司马台长城就有了双轮车的遗迹；10世纪，宋朝的人们在采矿以及熔炼铜和铁的过程中发明了指南针，然后在11世纪传播到了非洲的阿拉伯世界，众所周知，这对环球航行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当然还有火药，它最终成为最具有伤害性的变革，因为欧洲的殖民掠夺以及军事暴力文化，正是利用了这项中国道士的发明。这项发明本来是中国道士用来治病和炼制丹药的，但后来欧洲人扭曲了其用途，将之用来制造具有巨大杀伤力的武器，这是同时期其他任何文化都没有做的事。众所周知，这在美国和北约的军事工业综合体中有所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