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以文化人，以艺通心，加强文明交流互鉴，促进文明和谐共生，才能相互理解、沟通心灵，以文学独特的精神和情感力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学术中国·2022”国际高峰论坛上，张江、张政文、方维规、陈众议、沃尔夫冈·顾彬（Wolfgang Kubin）、谭桂林、丁帆、斯文德·埃里克·拉森（Svend Erik Larsen）、约翰·斯道雷（John Storey）、李章斌、刘阳等国内外知名学者，围绕“大变局中的文学与文化”这一主题先后发表精彩见解。与会学者的发言将分期陆续刊发。
张政文：百年变局中的反思——文明与文化的冲突、超越及中国方案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一种可以以世纪为单位来度量的全局性变化、全球性变化，是人类文明、文化的体系性变动、系统性转折，是影响人类文明、文化替换与演进、冲突与超越的大变动。
沃尔夫冈·顾彬(Wolfgang Kubin)：对话的必要性
亲爱的朋友们，比起用英语，其实我更喜欢用中文发言。我发言的主题是“对话的必要性”。
约翰·斯道雷（John Storey）：作为社会学重要概念的消费
我们每个人都会消费，消费与购物可不是一个意思，无论是吃、喝、读书、看电视，还是参观画廊，这些都属于消费。我们早已涉足消费的方方面面，所有人都是消费者。为什么说消费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学概念？有两方面原因，首先，消费行为能帮我们分析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周围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而这种相互作用对我们的生存越来越重要。其次，消费和“代理”的概念有关，即人们做什么，而不是他们被怎样，抑或他们能怎样做。
文学不是科技，超越和开新是相对的，汇通和叠加才是常理。文学研究和批评方法亦然。换言之，文学及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既是时代的产物，同时也是汇通和叠加的结果。
若说历史沉淀于特定概念，语言所展示的概念转换，不仅具有历史状态的表象意义，而且还是推动历史发展的重要因素，那么，汉语现代“文明”概念的诞生及其社会化运用，正是近现代中国“过渡”和“转型”的重要标志和推动力量之一。现代“文明”概念与今人所言“现代性”概念有着许多相通之处，甚至是整体把握清末民初现代性的宏大概念形态。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迈出自己艰难的现代化步伐，向西方学习成为朝野知识者的共识。向西方学习过程本身，在客观上就带来了一个如何对待和处理中西文化即中学西学的关系问题，中学与西学之间的论辩也就由此而生。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东西之辨主要在维新派与保守派之间进行，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纯粹的保守派和维新派基本退出思想文化界的论争，这种思想文化论战主要是在职业知识分子之间进行。这种特点保证了思想文化论战的自由与学术性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佛教文化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自觉地以东方文化代言人与研究者的姿态出现，把中学与西学的论战转化成一种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思想交锋。
自1934年8月苏联第一次作家协会代表大会宣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和方法是无产阶级作家创作纲领后，这样的创作原则与方法不仅影响了苏联文学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进程，同时也左右着中国现代文学时期左翼文学的创作和批评，更是制约了共和国前十七年的文学创作和批评。
人们似乎普遍习惯于采用二分法来界定某一地区、国家或地方。其他语境下也出现过同样的两极逻辑：殖民地与母国、西方与其他国家、地方与全球、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中心与外围等。尽管二分法有其绝对性，但在不同情况下，对实际中心的各种定义表明，中心的位置总是相对的和不稳定的，而外围也是如此。也就是说，两极论一直都是，而且仍然是围绕“真正”中心位置产生竞争甚至冲突的原因。
我国文论界对西方文论概念的接受，经历了从相对被动地全盘接受到逐渐开始主动考虑文化差异的过程。从20世纪90年代讨论“失语症”，到近年热议“强制阐释”，这条轨迹在不同的诉求下深化着接受权限意识。用“权限”一词，是兼取其“限度”与“权利”——在意识到限度的前提下转化并创造这两层意思。前者是后者之所本。而限度的产生，在于支配某个文论概念的思维方式与伦理立场自西徂东后，首先可能形成的不恰适性。对此的客观审视和探讨尚显得薄弱，是一项值得深入的学术推进工作。我们将先交代“事件”的概念语义、著作谱系与问题意识，进而澄清这一概念所植根的思维与伦理，辨析它与汉语文论母体的表面相似处与实质异趣，寻绎在此接受限度中所能创造性转化之物。
李章斌：在世界之中的“中国现代诗律学”——比较诗学视野的反思
中国新诗自诞生伊始，至今已有百年历史。但是，对于新诗形式的质疑，却一直没有停止。最引人注目的一种质疑就是：新诗有没有形式，有没有韵律？这种质疑一方面源自新诗写作在形式上较为纷繁杂乱的现状，另一方面（更为重要）则是学界对现代诗歌（尤其是自由诗）的节奏特征还缺乏深入的理论认识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以来，不仅中国诗歌以自由体形式为主，英语、法语等语言的诗歌也以自由诗形式为主。那么，西方学界如何看待自由诗的节奏问题？他们对自由诗的研究对汉语新诗的节奏问题的思考有没有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