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轫于五四时期具有“红色”基因的翻译活动，已有百年历史，不但推动了中国历史前进的车轮，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而且也日益引起国外民众的关注，增强了他们对中国的认知和认同。“红色”翻译通过国内外媒介的主动传播，其特殊意义和功能逐渐凸显，为中华文化“走出去”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启示。

　　具有“红色”基因的翻译活动在国外的传播，受到广泛关注，影响较大。这里以《毛泽东选集》（以下简称《毛选》）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外译本在国外的传播为例进行论述。

　　《毛泽东选集》外译成为

　　世界了解中国的窗口

　　国外出版的毛泽东著作，不仅有《毛泽东选集》整书以及单行本，还有各种文集、选集。西方最早翻译介绍毛泽东著作的是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她1928年写的《中国大众》一书，介绍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主要内容，此书的出版让西方对毛泽东思想有了初步认识。1934年，共产国际翻译出版了第一本毛泽东文集，从此毛泽东思想开始在共产国际内部传播。1935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法国巴黎创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刊物《救国时报》（初名《救国报》），先后登载了13 篇毛泽东的文章，报纸发行遍及40 多个国家和地区。1945 年，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香港设立宣传据点，两年多时间里，出版10 多种《毛选》，总发行量超过了百万册以上，影响遍及东南亚和欧美地区。日本是翻译《毛选》最多的国家，早在 1946 年就出版了一套《毛选》。1948年第一套《毛选》俄文版出版，在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广为流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朝鲜、蒙古国、阿尔巴尼亚、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也大量翻译出版毛泽东著作，学习借鉴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经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最早于1945年12月在朝鲜出版了朝鲜文版。1950年美国国际出版社出版了《讲话》英文本。民主德国柏林汉塞尔父子出版社在1950年出版、1952年再版德译本。《讲话》还在东南亚、南亚地区流传，仅在印度就以英文、孟加拉文、印地文、马拉提文、泰米尔文等多种文字进行了翻译出版。国外出版机构如美联社1970年代翻译了日本学者竹内实主编的《毛泽东集》，哈佛大学推出了10册毛泽东著作。亲历《毛选》英译的美国学者李敦白（2006）记述了《毛选》的英译活动。《毛选》曾被翻译成英、日、法、西、俄、越、缅、印尼、印地、泰、阿拉伯、德等35种语言，在40多个国家发行。据方厚枢的统计，除了中国，全世界有54个国家与地区也翻译出版了毛泽东著作；有20个国家以20种文字翻译出版《毛泽东语录》，共有35种版本，其中影响最大的地区当属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

　　《毛选》走出国门，广为流传。由此，研究毛泽东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一扇窗口。《毛选》不同语种的海外传播，不仅极大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世界价值，而且有力助推了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和交流，“为中国共产党开展革命活动赢得了广泛的国际理解和支持，为第三世界国家取得民族独立提供了实践经验和理论指导，为海外中国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为中国文化再次大规模走向世界打下了良好的智识基础，为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译

　　为思想对话、文明交流搭建桥梁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中文版于2014年9月28日公开发行，自2014年10月8日在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举办首发式以来，受到外媒和国际观察人士的高度关注，陆续被译为英、法、俄、阿、西等20多个语种，发行超过660多万册；第二卷自2018年4月11日在英国伦敦推出中文繁体、英、法、西、德、俄、日、阿、葡文9种语言版本后，海内外同步推出28个语种、30个版本，发行到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至今已经累计发行1300多万册，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在海外最受关注、最具影响力的政治文献。美国《赫芬顿邮报》、英国《每日电讯报》、法国《世界报》、德国《法兰克福汇报》、新加坡《海峡时报》以及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俄新社等海外主流媒体刊发了400 多篇报道进行推介或评论。借助世界上最大的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新数据库搜索出海外收藏该书英文版的图书馆达153家。从语种来看，收藏英文版本的图书馆最多；从国别来说，主要分布在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等。

　　从受众关注内容看，第三世界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关注的重点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以民为本。以欧美日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以及以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等为代表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民本思想、中国梦等较为关注。根据学者侯敏的研究，《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在海外的传播，呈现出以欧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代表的总体形势稳中向好的局面。

　　关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传播热潮的原因，学者黄友义认为，世界各国存在实实在在的需求，发展中国家读者对中国文化为什么能够保持长期的高效发展充满好奇，并被中国创造出的经济奇迹深深吸引。温建平、窦卫霖认为该书多语种译本传播取得成功的原因：一是基于立足本来、面向未来的翻译立场；二是提倡吸收外来的兼容理念；三是坚持中外专家联合审稿定稿的翻译流程；四是做到时翻时新的翻译策略。夏江义提出，该书打破了传统传播模式，在传播过程中形成了传播需求海外化、主体多元化、策略跨文化、媒介立体化、信息综合化的特点。严文斌认为，媒体报道作为一种新形式助力了该书的国际传播。

　　以毛泽东、习近平等国家领导人的著作为主的中国红色文化传播，与中国国情密切相关，也与国家形象的对外传播和国际交往密不可分。在译者看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这部著作不但为世界读懂新时代的中国开启了一扇新窗，也为促进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思想对话、文明交流搭建了一座桥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译本用受众喜欢的方式和语言进行国际表达，在海外民众心目中建构并传播了中国亲仁善邻、民主法治以及和平发展的国家形象。所以，要有效传播“红色”翻译体系的话语，一定要熟悉国情，了解国策，用国外受众听得懂的方式，调整翻译策略，在充分体现国家意志、塑造好国家形象的前提下，弱化意识形态冲突，强调文化协调、语言地道，争取精准传递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通过翻译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同时，我们要对传播方式进行更新，注重将纸媒、手机客户端和PC端全面应用，从而达到受众及时、主动传播新思想的目的，潜移默化地实现“润物细无声”的传播效果。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外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