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及清初高级官员的任用，主要分为特简与会推两种形式。特简由皇帝直接任命；会推是在吏部主持下，九卿与科道官集议产生提名人选，由皇帝裁决。会推大致在明宪宗成化年间渐成定制，成为高级官员的主要任用形式；特简间亦行之，既是对会推的补充，亦是皇权对会推的制约。万历以降，由于派系政治的纠葛，会推是否能够反映“公论”引起士大夫的疑虑。如何确保高官选任渠道的有效性，成为君臣必须面对的问题。至康熙年间，会推最终被废止，改由吏部开列、皇帝亲裁。会推的行废既是晚明清初铨政改革的一环，也为重新思考“清承明制”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清朝在继承明制的同时，亦继承了其制度负担与改革动议，制度演进的自身逻辑并未因明清易代而中断。

　　明末会推的制度理想与现实困局

　　按照理想的制度设计，会推是一套相对较少受到外界干扰的运作程序。尚书（都御史）、侍郎（副都御史）、佥都御史、通政使、大理寺卿及国子监祭酒等人选均需由吏部主持九卿会推产生；如系阁臣、吏兵部尚书以及总督人选，科道官亦需参加会推。事先一般由吏部文选司开列若干人选，届时由参与会推的官员合议，如有异议，可另行题奏。吏部随后进呈人选名单，由皇帝点用。吏部在预拟人选方面具有相当的话语权，这也是明代吏部权重的体现之一。但在实际运作中，会推无法超然于朝廷的权力纠葛与派系纷争。万历初期，会推面临着来自皇帝与阁臣的双重压力。

　　会推与特简并不互斥，皇帝亦可越过会推直接任命高级官员。特别是对于涉及军情等紧急事务的官缺，特简可最大程度地确保效率，避免贻误军机。对于非紧急人事的特简，则易导致吏部的抗议。万历十九年（1591），特简赵志皋、张位入阁，吏部尚书陆光祖批评其为“乱政”。反之，如吏部坚执故事，更易使皇帝有“市恩”之疑。万历二十年、二十二年两度会推阁臣，名单皆有吏部与都察院现任官员，神宗即怀疑吏部“朋奸”，由此开始轻视会推。这无疑造成铨政的严重紊乱。

　　内阁与吏部围绕人事话语权的争夺早有渊源。会推人选阁臣不应与闻，但嘉靖、隆庆以降形成所谓“说阁”“请教”的惯例，即吏部事先关白阁臣。此举很大程度上与强势首辅的出现有关。然而强势首辅在后张居正时代已不复存在，内阁势必需要通过制度化的渠道限制吏部的人事话语权，而神宗对会推结果的不信任为阁臣提供了机会。万历二十年，阁臣张位以“振纪纲”为名，请变会推为类奏。此举实际是否定吏部最初的提名权，进而扩大内阁在人事上的干预，甫经提出便遭到吏部以及部分科道官的激烈反对。

　　吏部期望减少外界对会推的干扰，甚至试图实现完全独立的会推。内阁的因应之道则是建立一套新的铨政体系，从根本上削弱吏部的话语权。双方胜负的关键在于皇帝的态度。神宗在张位上疏的次月便调整阁臣朝班位次，态度明显偏向内阁。皇帝、阁臣与部臣对于铨政的看法不尽相同，导致会推不免流于形式。加之万历中后期以降党争日炽，其有效性与合理性更加难以保证。天启末年阉党擅权，会推日益受制于派系斗争的操控。

　　明思宗即位后，会推改革也成为崇祯朝言官频繁提及的议题。崇祯五年（1632），有言官提议允许九卿科道会举，亦即重回万历中叶的制度实践，思宗对此不置可否。事实上，崇祯时吏部对内阁已无力抗衡，是否保留吏部提名权已无讨论的意义。针对会推无法有效解决的重要人事争议，思宗倾向于通过召对、考试等方式直接决定。崇祯七年，吏部尚书与左都御史人选便由平台召对确定。崇祯十一年，思宗又以御试优等为由，特简三次会推无名的杨嗣昌入阁，完全绕过会推的程序。皇帝的介入消解了会推存在的必要性，为清初废止会推导夫先路。

　　清初会推的运作及其争议

　　明清易代后，清朝亦逐渐确立会推制度，但其细节与明制稍有出入，这主要表现在参与人员的扩大，即不仅限于九卿科道。顺治初年，内院大学士皆得参与会推，直至顺治十年（1653），经洪承畴指出向无此例方作罢。更重要的是，作为清初政局颇有影响力的群体，由满洲勋贵构成的议政王大臣亦能参与会推。这固然是关外时代议政模式的延续，而在入关后，此种体制又迅速与会推制度接榫。限于史料，议政王大臣参与会推的具体范围与程度尚不可确知。顺治七年会推满缺尚书及固山额真、顺治十五年会推各省总督，均由议政王大臣与九卿科道会商。大致可以推知，凡事涉满洲的高官任用，或督抚人选的大规模调整，皆须议政王大臣在场。易言之，清初会推所面对的权力格局迥异于明朝，而此制度本身亦是参酌明代旧制与关外传统的再创造。

　　朝臣对于会推则仍延续了明末以来的批评态度，如给事中朱绍凤便称会推由主持者“一手把握”，实为“私举”；徐惺则指责会推多虚应故事，“止列一二人，挨序资俸，漫无定评”；孙宗彝亦言会推参与者大抵互相推诿，无法收得人之效。皇帝对于会推亦日益不满。顺治十六年会推江宁巡抚，甫遭贬谪的原任巡抚沈文奎竟得提名，清世祖借此大做文章，认为其中“显有情弊”，将参与推选的部院堂官及科道官共十余人悉数处分。

　　清初士大夫在回应如何解决会推积弊时，大多不再寻求改良其制度本身，而是试图建立以皇帝亲裁为核心的新的铨选机制。顺治十年，大学士范文程便提出应令三品以上大臣各自保举所知，皇帝不时召对，“察其议论，核其行事，并视其举主何如人，则堪任与否早在圣鉴中矣”。顺治十五年，给事中姚延启疏言“凡言皆自皇上断之，既可以省部议之因循；凡人皆自皇上用之，亦不但凭会推之成格”。翌年，其同官朱绍凤亦主张重要员缺之人选应由君臣面议，“皇上亲加裁决，简拔其尤”。康熙十八年（1679），清圣祖因地震示警，饬责群臣朋比徇私，表现之一即是“每遇会推选用时，皆举其平素往来交好之人”。其后又以会推时所举不公为名，陆续处分朱之弼、徐乾学、沙澄等部院堂官。在此背景下，对会推制度的更张势在必行。

　　会推废止与清初政局

　　清代官修政书一般将会推的废止系于康熙十年，实不尽然。自顺治末年开始，清廷已开始渐次缩小会推范围。顺治十八年，提督、总兵等高级武官选任不再会推，改由兵部开列具题。康熙二年，尚书、左都御史及侍郎、副都御史等官选任均由开列改会推；康熙四年又改督抚任用为会推，说明在此以前，九卿及督抚均不再会推。至康熙十年，方明确规定停止会推，均改为由吏部开列请旨。不过地方官的会推此后仍见诸记载，直至康熙后期方逐渐停废。

　　所谓开列请旨，即是吏部将符合资格的官员悉数开列，而会推则是从此类官员中推举若干。就此来看，皇帝用人的范围与自主权似乎有所扩大，咸丰年间的王庆云遂称会推的废止意味着“用人之权归于上”。但会推与开列请旨最终皆需皇帝亲裁，皇帝不满意会推结果，仍可令反复重推，故不宜过度强调会推对于皇帝用人权的约束，也不能仅仅从人事权的角度理解会推废止的意义。

　　简言之，会推的废止首先由于其所代表的铨选体制积弊日深、逐渐失效。万历以降，诸多会推改良的方案均无济于事，朋党纷争的阴影亦无法摆脱，因此需要确立新的替代体制。这种尝试在崇祯朝初见端倪，至康熙年间终告完成，可见晚明清初制度演进内在逻辑与改革动议的延续性。但明清两朝会推所处的权力格局不尽相同，会推在清初又面临新的问题，即满洲勋贵会议政事的传统易借助会推机制而强化。康熙二年、四年会推的大规模重现正值四辅臣辅政时期，清圣祖又在亲政后不久宣布停止会推，这恐非巧合。如前所述，议政王大臣可参与重要人事的会推，康熙初年会推的重现当另有所指，而圣祖停止会推，也当有抑制满洲勋贵的考量。就此而论，会推的废止不仅是铨选体制的改革，也是清初中央权力结构性调整的一环。

　　（作者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