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叶先生的文学纪录片《掬水月在手》公映后，最近看到网上有一篇文章，题为《〈掬水月在手〉导演十问：我想用空镜头抵达诗的本质》（又称《〈掬水月在手〉导演美学十问》）。文章里，陈传兴导演说过这样一段话：“影片以叶先生老家的空间作为章节，一方面想透过这样的方式回到这个孕育了叶先生青春记忆种子的记忆宫殿，另一方面，海德格尔说‘诗是存在的居所’。由这种角度，我以叶先生童年居住的老宅的空间作为章节，从门外，一层一层地往里走，反复地由诗的居所，叠影到最后，是已不存在的北京老家回忆。”
在网上还读到了一篇题为《一堂用电影完成的文学课：水月在手，自渡渡人》的评论文章，作者曹柠先生在文中写道：“影片从结构上便可看出构思精巧。导演用四合院的结构来命名章节，分为门外、脉房、内院、庭院、厢房五个部分，呼应叶嘉莹的生命历程，一道道门仿佛一道道坎，磨砺着她的心性，到了庭院则成了‘莫听穿林打叶声’，曲折幽深后，是豁然开朗。到了最后一章，却没有了名字，如同晚年的叶嘉莹不再为世俗所羁绊，从心所欲不逾矩了。”
基于此，我想有必要描述一下叶家老宅。
叶家老宅是北京市西城区察院胡同13号（20世纪60年代初变更为23号），位于西长安街西单路口向西600米路南，北京民族饭店的对面。直到2004年被拆除前，我也一直成长和生活在那里，现在已变成了“凯晨大厦”最东边的部分——渤海银行。
1994年2月14日的《光明日报》“东风”版上曾刊登邓云乡先生的一篇文章，题为《女词家及其故居》，里面提到过我家老宅：“这是一所标准的大四合院，虽然没有后院，只是一进院，但格局很好，十分规模。”其实不然，我家是一座三进的四合院，并带有一个东跨院。院子里一色方砖墁地。我上幼儿园时，经常可以在院子里开心地骑着那种儿童用的三轮小车。直到初中时，我还可以在院子里骑自行车，有时还双手扶车把，一只脚踩在车后架上，另一只脚向后平伸，任凭自行车在院中穿来穿去地滑行。足见院子够大。
60年代末，院子里一进大门的影壁和里外院之间垂花门的墙被街道居委会拆毁，在院子中间修了防空洞，地面上鼓起了一个大土包，我就再也不能骑车了。
我家这所宅院可以追溯到我太祖父（讳“联魁”，字慎斋，叶先生的曾祖父）的年代——道光年间，因他身居二品武官，所以家里院门是那种“广亮大门”，坐北朝南，门旁有“上马石”，门洞将近六尺深（王府为八尺深），左右各有一个石鼓形的“门墩儿”，鼓上各趴卧着石狮子，鼓身正面和侧面还雕有数头狮子，门的上方有四个突出的门当（也叫“门楣”），下方是足足有一尺来高并可以拆卸的门槛。朱红色的大门，高约两米，厚约15公分，两扇大门上各有一个金属门钹，上边有金属门环，叫门时用门环敲击门钹发出声响。据熟悉北京四合院的人称：按照清代的规制，这是一座仅次于王府专用的典型的“二品武官院门”。门口的石鼓石狮后来被我和姐姐用铁锤捣坏了。
因我的曾祖父考取了进士，于是门上就多挂了一块“进士第”的匾额。可惜我从小没见过。后来16岁初中毕业进工厂当学徒，跟一位对我家一带比较熟悉的老师傅聊天，他问我家住哪里？听我说了以后，他说：你家原来可是不得了，门上挂着“太史第”的大牌匾，行人经过，不得停留。我很吃惊，回家向父亲询问，家父才告诉我：不是“太史第”，是“进士第”。
门洞内侧也有近六尺深，迎面是一座高大的磨砖影壁。据我父亲的笔记描述：
影壁上嵌有病者赠送的“立起沈疴”等匾额，壁的中间竖有题写“水心堂叶”的木刻，“叶”字为红色。先伯父说：“‘水心堂’即为我家之堂号，‘水心’原为宋代学者叶适的别号。”先伯父敬仰其人，故题“水心堂叶”。
壁前匾下放一大荷花缸，粉色荷花绿色荷叶互相衬托着，夏季还养几尾红色小鱼，它们可以吃孑孓，避免滋生蚊子，给人一种雅致脱俗之感。我们都不禁想起“出淤泥而不染”的名句。
向右下三级台阶才能进入外院。一进院，是一溜儿五间南房和一间厕所。我父亲说：南房原为书房，可在内读书，亦可接待男宾，所以这间厕所实为“男厕”。
里外院之间有一堵两米多高的院墙，上白下黑，白墙上有用小瓦片组成的轱辘钱形的饰样，正中是一座“垂花门”，坐落在将近三平方米见方的石台上。石台向内院延伸，四边由一尺宽的条石组成，中间由大方砖墁成，各有两级条石台阶，通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听父亲说，这里“可作为艺人表演曲艺之用的一个小戏台，台上北面为一木制屏门，绿色门扇上写有红色‘福’‘寿’二字，此屏门只是当家中有红白大事时方才开启”。
其实，我也只是听说过院子里曾经有过“垂花门”，而在我的脑海中完全没有关于“垂花门”的记忆。
姑母叶嘉莹曾在《我与我家的大四合院》（1994年3月7日《光明日报》）一文中，对于“垂花门”有过这样的描写：
进入大门后，从迎面是影壁墙右边是门房和男仆房的那方小院向左拐，下了三层台阶，是一个长条形的外院。左边一排是五间南房，三间是客房，两间是书房。右边则是内院的院墙，中间有个垂花门。要上两层台阶，才能进入垂花门，门内是一片方形的石台，迎面是一个木制的影壁，由四扇木门组成，漆着绿色的油漆，每扇门上方的四分之一处各有一个圆形的图案，是个红底黑色的篆体寿字，从石台两侧走下就是内院。
（注：姑母记述的垂花门上是一个“红底黑色的篆体寿字”，而我父亲的记忆是“红色‘福’‘寿’两个字”，稍有出入。）
垂花门内是二进院，即中院，或称“正院”，北边是三间正房加左右两侧耳房和一间存储物品的库房，西厢房和东厢房各三间。无论是里院的北房、东西厢房，还是外院的南房，房基都比较高，进屋都必须上三级石台阶，而且台阶两侧都有条石坡道。为了便于排水与防潮，西厢房的背后、东厢房的南山墙与影壁之间都修建有相当于一个成年人体宽的夹道。我父亲在笔记中写道：
东西厢房各三间，先祖原规定先伯及先父东西房各住两年，两年后轮换。1924年，先母在东厢房生了莹姐后，1926年转住西厢后，当时因先祖母过世，先父又去外埠工作，搬来搬去非常不便，故规定改为长兄（即先伯）住东厢（左为上），弟（即先父）住西厢了。
……
1926年，我出生了，我比莹姐小了两岁。我从降生一直到1948年莹姐赴南京结婚历时20余年，我俩学习、生活、游玩都在一起，就是姐姐和姐夫、我和我爱人的订婚，也是在同一年（1947年）、同一地点——中山公园内的“来今雨轩”办的。故此我们姐弟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北房中间堂屋后墙的上半截能够支撑起来，可以看到三进院的后花园。后院也有一个比较小的院门，直通长安街。整座院落的东北角除有一片空地可以种植一些作物外，还有一间厕所。也就是说，在整座院落的东北角和西南角各有一间厕所，这在北京的四合院里也是不多见的。
东跨院是车房、马厩和厨房，所以大门东侧的门是供车马进出用的，1958年时被居委会改造成了“街道食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