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歌德19世纪20年代第一次对“世界文学”观念进行论述以来，近200年间，这一承载着人类文学大同与民族文学荣耀理想的观念常说常新。尤其是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中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世界文学格局发生剧烈变化，“世界文学”观念在中国引发了持久的讨论，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前沿话题。与此同时，国内的外国文学教材建设也不断尝试吸收世界文学新观念、新方法，力图在思路、架构和内容等方面进行创新。
外国文学教材结构观念的演进
从1949年到1979年，中国正式出版、供大学中文系外国文学课程使用的教材只有寥寥数种，其中包括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组编选的《外国文学参考资料》（七卷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1959年版），周煦良主编的《外国文学作品选》（四卷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61—1964年第一版，1979年第二版），杨周翰、吴达元、赵萝蕤主编的《欧洲文学史（上、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上卷第一版，1979年下卷第一版）等。相比之下，这一时期编写的各种油印本、铅印本讲义非常多，20世纪80年代正式出版的外国文学教材多以这些油印本、铅印本讲义为基础。统而观之，这30年的外国文学史架构有三种模式，可分别概括为“两大板块”“三足鼎立”和“一条线”。
所谓“两大板块”，指欧洲（或欧美）文学与俄苏文学（或苏联文学）并立。20世纪50年代前期，欧洲（或欧美）文学与俄苏（或苏联）文学通常分开教学，教材也分别编写、互不包含，由此形成了欧洲（或欧美）文学与俄苏（或苏联）文学两大板块并立、并重的局面。这是50年代高校中文系的外国文学教学高度重视俄苏文学的结果。
所谓“三足鼎立”，指在欧美文学、俄苏文学之外再加入东方文学。20世纪50年代后期，东方文学逐渐进入大学中文系外国文学教学体系。1958年印行的《北京师范大学外国文学教学大纲（初稿）》，其中的“外国文学”分为“欧美文学”和“东方文学”两部分。同一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和苏联文学教学大纲（初稿）》单独印行。这标志着我国高校中文系外国文学教学体系中欧美文学、俄苏文学、东方文学三大板块已经成型。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组1963年编写了《外国文学讲义（亚非文学）》（铅印本）。在60年代，还有多所高校编写过油印本和铅印本的东方文学讲义。
所谓“一条线”，指将欧美、俄苏、东方三大板块合而为一，统一归纳到一个外国文学史发展序列中。1949—1979年，唯一采取“一条线”体系含括外国文学史的教材是周煦良主编的《外国文学作品选》。这部作品选共4卷，分为古代部分、近代部分上、近代部分下、现代部分，上起《荷马史诗》，下迄20世纪20年代，将欧美文学、东方文学、俄苏文学三大板块贯通于一个时间序列中。尽管该教材限于体例，“史”的线索无法具体论述，但它提供的外国文学史基本框架和分期无疑是那个时代最合理、最先进的。
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的外国文学教材建设进入了繁荣发展的新阶段。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出版的外国文学通史类教材有100多种，各种通史类外国文学作品选本也有70余种。这些教材的框架结构大致有两种模式：“东西二分”和“合二为一”。所谓“东西二分”，指东方和西方两大板块所形成的外国文学史结构，最具代表性的是郑克鲁主编的《外国文学史》和朱维之等主编的《外国文学简编》及《外国文学史》的“欧美部分”和“亚非部分”。所谓“合二为一”，是把东西方文学合并，按照一条历史线索贯穿下来。这类教材有很多，如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文学学科多位教师合编的《比较世界文学史纲》、方汉文主编的《世界文学史教程》、聂珍钊领衔主编的马工程教材《外国文学史》等。这两种模式的教材适应了中国大学中文系外国文学课程不同层次的需要。“东西二分”的模式凸显了东方文学的地位，在现阶段更方便教学；“合二为一”模式则整体感更强，历史脉络更加清晰，也更能体现歌德的世界文学理想。
基于中国文学的世界文学架构
任何世界文学史，其撰写者都会以不同方式呈现或观照本国文学的地位和意义，这一点中外皆然。有的教材会直接把本国文学纳入其中，像俄罗斯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编撰的《世界文学史》包含俄罗斯文学，美国的《诺顿世界文学名著选》和《诺顿世界文学作品选》包含美国文学，郑振铎的《文学大纲》、杨烈的《世界文学史话》包含中国文学。一些教材虽然本身不涉及中国文学，但会通过隐喻的形式凸显本国文学的地位和意义，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东西二分”的文学史框架结构。这种结构模式在相当长时间里被认为有助于打破西方中心论、强调突出东方文学的地位，提升作为东方大国的中国文学的地位。
21世纪以来，国内各种外国文学史和作品选类教材层出不穷。在强调中国主体立场、凸显中国文学的世界意义方面，最突出的当属方汉文主编的《世界文学史教程》和署名“方华文”主编的《世界文学经典》。这两部教材把创新定位在“多元文明”。主编把世界文明划分为“八大体系”，认为世界文学是以这八大文明体系为代表的民族和区域文学的不断交汇与融新。这种世界文学史观打破了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文学史模式，赋予各个主要文明体文学以平等地位。同时，方汉文在《世界文学史教程》中还给予中国文学重要的甚至特殊的地位，在其五编的内容中，只有中国文学与源自古希腊罗马传统的欧美文学始终以专章的体量呈现，保有了完整性与连贯性。
观察上述教材中关于中国文学的呈现模式，都既有优长也有不足。将中国文学包含其中，能够凸显其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但世界文学史本身的结构又决定了它不可能占有过多篇幅。世界文学史写作要追求文学发展的共同规律，但当中国文学在具体的文学史叙述层面与他国文学摆在一起时，类同与影响关系的探究往往会伤害中国文学的具体性和独特性。而“东西二分”的结构本身，很大程度上仍然体现了二元对立思维，凸显的是对抗、对照、对等。在21世纪，这是否仍是最有效的世界文学史框架模式，需认真思考。
“同心圆”的世界文学观及其应用
高等教育出版社即将出版的新编《世界文学作品选》，其依据的是被称作“同心圆”的世界文学观，力求在编选架构上进行创新。“同心圆”本是一个数学概念，在此引申为以中国文学为中心的世界文学架构。此处的中心不是作为“领袖”意义的中心，而是基于与中国的关系，并以这种关系作为主要依据安排“同心圆”的结构顺序。在这个“同心圆”架构中，作为中心的中国文学作品并不入选，却是这个关系结构的枢纽、标准、尺度，因此无处不在。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中国文学与域外文学逐渐建立起了持久、多样态的联系，而这种联系的先后强弱主要由地理空间的远近决定：先是亚洲，然后依次是欧洲、美洲、非洲和大洋洲，最后是全球化时代的跨洲际文学。这一点又与世界文学起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大体一致。在此构架之下，新版《世界文学作品选》共分五册，以地理单位的“洲”和“跨洲际”为最大分册单位，以与中国文学、文化发生联系之先后强弱、体现世界文学的整体结构和发展前景等因素为排序标准。这五册书依次为：亚洲文学卷、欧洲文学卷、美洲文学卷、非洲文学与大洋洲文学卷，及少数族裔文学、流散文学、后殖民文学卷。
这套书选编的具体依据是：第一册：亚洲文学。亚洲是最早产生世界文学的地区，也是与中国文学发生联系、相互影响最早的地区，地理上与中国最近。亚洲其他国家的文学与中国文学分享更多相同或相似的文化价值，理应居于“同心圆”的第一圈。
第二册：欧洲文学。欧洲文学从公元前8世纪荷马史诗产生起算，至今有约2800年历史。欧洲各国因地域、人种、语言、文化、历史相同或相似，产生了整体上的“欧洲文学”，取得了辉煌成就。近代以来，欧洲文学居于世界文学发展前列，对中国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理应居于“同心圆”的第二圈。
第三册：美洲文学。美洲距离中国较远，文学上彼此互相影响。美洲文学的产生晚于亚洲文学和欧洲文学，大约在20世纪后半期才形成声势。将北美文学和拉丁美洲文学合并为“美洲文学”，是基于其共同性大于差异性的考虑。美洲文学因此居于“同心圆”的第三圈。
第四册：非洲文学、大洋洲文学。非洲文学与大洋洲文学不是一个整体，只因其近代历史较短、与中国文学相互影响的程度低于另外三大洲文学，所以将其合并居于“同心圆”的第四圈。但20世纪下半期以来，非洲文学和大洋洲文学发生了深刻变化，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在非洲获得巨大成功，中国文学与非洲文学、大洋洲文学的关联逐渐加强，理应受到更多重视。
第五册：少数族裔文学、流散文学、后殖民文学。20世纪90年代以来，少数族裔文学、流散文学、后殖民文学等文学群体或类型迅猛发展。这三种文学的共同特点是跨界，即在不同文化间穿梭、在洲际和国别间流动或散居、在主流文化和边缘文化间寻求对话与认同。其作家的国别和洲际特征往往比较模糊，充满了混杂性。收入本卷的将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这一类作家的作品。基于以上理由，本书将这三大类文学作为世界文学“同心圆体系”的最外围。
对当代中国而言，70余年的世界文学知识体系与欧美有很大不同。我们对世界文学的学习长期与追求现代化的启蒙教育联系在一起，并在此过程中孕育、发展出庞大的世界文学知识系统，形成了独特的世界文学观。21世纪以来，世界文学的格局和中国文学的全球使命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并没有一个一成不变、定于一尊的世界文学观念。“同心圆”的世界文学观念及据此新编的《世界文学作品选》，能在中国与世界之间建立起强有力的纽带，将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编织进休戚与共的共同体中，从而呈现新时代中国的世界文学视野，满足中国文学日益增长的全球抱负与需求。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