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诗歌的音律之美、内涵之美，是内外兼修的典范，共同构成诗歌中的“盛唐气象”，这是初、中、晚唐不可企及的。时代造就了诗歌，诗歌同时也阐释了时代。

　　诗歌“四唐”说

　　论唐诗时，会分初、盛、中、晚四个时期。这是认识一个朝代文学走向最易操作、最易讲解，也最容易使人明白接受的方式。但其缺陷显而易见，文学史的时段线索和政治史的分期并不完全吻合，因此唐诗初、盛、中、晚的人为划分就一直受到质疑。

　　王士祯《跋唐诗品汇》云：“宋、元论唐诗，不甚分初、盛、中、晚。故《三体》《鼓吹》等集，率详中、晚而略初、盛，揽之愦愦。杨仲弘《唐音》始稍区别，有正音，有余响，然犹未畅其说，间有舛谬。迨高廷礼《品汇》出，而所谓正始、正音、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变、余响，皆井然矣。”这里肯定了高棅论唐诗时划分初、盛、中、晚的做法，使原本以作家论为主体的方法，有了阶段性的区分，明白有序。但高棅四期划分时，又对各阶段诗予以质量评估，导致后人有了以时段衡定诗歌的品质，重初、盛而轻中、晚的趋向。而毛张健的《唐体余论序》云：“近代之论唐者，类以初、盛、中、晚，厘为界分，以为诗之厚薄所由别。殊不知中、晚之诗即初、盛之诗。不宁惟是，更溯之汉、魏、六朝，其源流本自相接，可以时代之隔、体势之异论乎？”高士奇在《三体唐诗原序》中说：“有唐三百余年，才人杰士驰骤于声律之学，体裁风格与时盛衰，其间正变杂出，莫不有法，后之选者，各从其性之所近，胶执己见，分别去取，以为诗必如是而后工。规初、盛者，薄中、晚为佻弱；效中、晚者，笑初、盛为肤庸。各持一说而不相下，选者愈多，而诗法愈晦。”许学夷《诗源辩体·初唐》指出：“初、盛、中、晚唐之诗，虽各不同，然亦间有初而类盛、盛而类中、中而类晚者，亦间有晚而类中、中而类盛、盛而类初者，又间有中而类初，晚而类盛者，要当论其大概耳。”这里对待初、盛、中、晚的分段及其与诗歌品质所作对应分析，有其合理之处，值得重视。

　　“诗必盛唐”论是以明代前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派提出的，这一说法的依据是盛唐诗人的创作业绩。这同样也是唐人自己的观念。唐人认为盛唐诗篇除声韵成熟外，风骨亦具。如殷璠《河岳英灵集序》云：“自萧氏以还，尤增矫饰。武德初，微波尚在。贞观末，标格渐高。景云中，颇通远调。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实由主上恶华好朴，去伪从真，使海内词场，翕然尊古，有周风雅，再阐今日。”其中“风骨”论也得到其他人的支持，以为盛唐有建安遗范。如杜确就在《岑嘉州集序》中说：“开元之际，王纲复举，浅薄之风，兹焉渐革。其时作者凡十数辈，颇能以雅参丽，以古杂今，彬彬然，灿灿然，近建安之遗范矣。”除风骨外，唐人认为盛唐诗歌格调高雅。于邵就说，此期篇什“格高体正”，他认为这种风格的内涵在于齐“君臣之义，天人之际”。权德舆也指出：“开元天宝以来，稍革颓靡，存乎风兴。”可见诗歌之“盛唐气象”，突出了开元、天宝年间诗作的重要时代意义。

　　盛唐诗歌成为后世学诗楷式，从风格看，格高境远、雄浑悲壮。从诗歌写作看，律诗在初唐写作探索中，已在形式上完善成熟，而盛唐提升了律诗的境界。

　　时代与诗歌

　　时代不同，文学地位不同，治时则崇文，兵兴则尚武，所以刘禹锡在《董氏武陵集纪》中云：“自建安距永明已还，词人比肩，唱和相发。有以‘朔风’‘零雨’高视天下，‘蝉噪’‘鸟鸣’蔚在史策。国朝因之，粲然复兴，由篇章以跻贵仕者相踵而起。兵兴已还，右武尚功，公卿大夫以忧济为任，不暇器人于文什之间，故其风寝息。乐府协律不能足新词以度曲，夜讽之职，寂寥无纪。”

　　时代不同，文风也不同，而文风之变在于华靡与筋骨之变。因此，陆希声在《唐太子校书李观文集序》中说：“夫文兴于唐虞，而隆于周汉。自明帝后，文体寖弱，以至于魏晋宋齐梁隋，嫣然华媚，无复筋骨。唐兴，犹袭隋故态。至天后朝，陈伯玉始复古制，当世高之。虽博雅典实，犹未能全去谐靡。至退之乃大革流弊，落落有老成之风。而元宾则不古不今，卓然自作一体，激扬发越，若丝竹中有金石声。每篇得意处，如健马在御，蹀蹀不能止。其所长如此，得不谓之雄文哉？”

　　时代不同，通常会被理解为国运不同，而国运不同，则诗道不同。故而许学夷《诗源辩体·总论》云：“诗道兴衰，与国运相若。大抵国运初兴，政必宽大；变而为苛细，则衰；再变而为深刻，则亡矣。今人读史传必明于治乱，读古诗则昧于兴衰者，实以未尝讲究故也。故予编三百篇、楚骚、汉、魏、六朝、唐人诗，类温公《通鉴》；论三百篇、楚骚、汉、魏、六朝、唐人诗，类温公《历年图论》。学者苟能熟读而深究之，则诗道之兴衰见矣。”国运又被阐述成“气运”。气运，即强、弱势之转变。洪迈《唐黄御史公集序》云：“词章关乎气运，于唐尤验云。唐兴三百年，气运升降其间，而诗文因之。”

　　无论“国运”还是“气运”，都阐明时代兴衰与文学衰荣的关系，所以汪琬《唐诗正序》云：“有唐三百年间，能者相继。贞观、永徽诸诗，正之始也，然而雕刻组缋，殆不免陈、隋之遗焉。开元、天宝诸诗，正之盛也，然而李、杜两家并起角立，或出于豪俊不羁，或趋于沉着感愤，正矣有变者存。降而大历以讫元和、贞元之际，典型具在，犹不失承平故风，庶几乎变而不失正者欤。自是之后，其辞渐繁，其声渐细，而唐遂陵夷以底于亡，说者盖比诸《郐》《曹》无讥焉。凡此皆时为之也。……读者以为变，作者亦不自知其变也。是故正变之所形，国家之治乱系焉；人才之消长，风俗之污隆系焉。”

　　以复变观说唐诗，其根在古，其意在新。复变的周期，因所论事物性质不同而有长有短。卢藏用《陈伯玉文集序》云：“道丧五百岁而得陈君。”顾况《礼部员外郎陶氏集序》云：“大抵文体十年一更。”文坛风气转变快速，新陈代谢，生气所在。十年一变的说法有夸张之处，但也体现出文人对变革的焦虑和期待，甚至有点“冒进”，而五百年的周期又显保守。独孤及《检校尚书吏部员外郎赵郡李公中集序》云：“于时文士驰骛，飙扇波委，二十年间，学者稍厌《折杨》《皇华》，而窥《咸池》之音者什五六。识者谓之文章中兴，公实启之。”“二十年间”的提法比较谨慎，但也未必符合文学演进的事实。

　　风俗与诗歌

　　诗歌之变不仅关乎时代，亦关乎风俗。《唐国史补》卷下云：“大抵天宝之风尚党，大历之风尚浮，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也。”应是描述不同时期风气、风俗与文学的关系。风俗和文风相关，但后者之变难于前者，欧阳修感叹良深：“唐自太宗致治之盛，几乎三代之隆，而惟文章独不能革五国之弊。既久而后，韩、柳之徒出，盖习俗难变，而文章变体又难也。”

　　风俗或与节序关联，文士常于节序时作诗，所谓“纪赏年华，概入歌咏”。《唐音癸签·谈丛三》对此有详细描绘：“唐时风习豪奢，如上元山棚诞节舞马，赐酺纵观，万众同乐。更民间爱重节序，好修故事，彩缕达于王公，籹粔不废俚贱。文人纪赏年华，概入歌咏。又其待臣下法禁颇宽，恩礼从厚，凡曹司休假，例得寻胜地宴乐，谓之旬假，每月有之。遇逢诸节，尤以晦日、上巳、重阳为重。后改晦日，立二月朔为中和节，并称三大节。所游地推曲江最胜。本秦之隑洲，开元中疏凿，开成、太和间更加淘治。南有紫云楼、芙蓉苑，西有杏园、慈恩寺，环池烟水明媚，中有彩舟夹岸，柳阴四合，入夏则红蕖弥望。凡此三节，百官游宴，多是长安、万年两县有司供设。或径赐金钱给费，选妓携觞，幄幕云合，绮罗杂沓，车马骈阗，飘香堕翠，盈满于路。朝士词人有赋，翼日即留传京师。当时倡酬之多，诗篇之盛，此亦其一助也。”

　　时运与文运相通，文运随时代而变化。刘禹锡《唐故尚书礼部员外郎柳君集纪》云：“八音与政通，而文章与时高下。三代之文，至战国而病，涉秦、汉复起。汉之文，至列国而病，唐兴复起。夫政庞而土裂，三光五岳之气分，大音不完，故必混一而后大振。初，贞元中，上方向文章，昭回之光，下饰万物。天下文士，争执所长，与时而奋，粲焉如繁星丽天，而芒寒色正，人望而敬者，五行而已。”时运可以理解为时间和国运，在时间序列中考察强、弱势文化与文学的关系，必然会关注唐代诗歌在初、盛、中、晚不同时段所呈现的文学状态，对于这四个时段的唐诗的描述、对盛唐气象的阐释，都承认了强势文化的主导作用；而在国运中考察诗歌的格调，也自然会去关注风俗、习俗，这也是丹纳在《艺术哲学》中强调时代因素的意义所在。

　　（作者单位：广州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