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渔不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作家，可他却得到世界一流汉学家的专门研究。美国的韩南、日本的伊藤漱平、德国的马汉茂、俄罗斯的华克生、澳大利亚的柳存仁等，都留下了对李渔及其作品的精深研究。当今权威的汉学著作也高度评价李渔。《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视李渔为“戏剧家、清代最伟大的小说家”，宇文所安的《中国文学编年史：从先秦到1911》认为李渔是“有清一代优秀的小说家”。海外汉学界研究李渔甚早，这正如荷兰汉学家伊维德所言：“李渔不仅吸引中国读者的注意力，他很早就引起了西方汉学家的关注。”1815年，英国汉学家德庇时就翻译出版了李渔的小说《三与楼》。从那时至今，李渔的戏剧小说作品被翻译成英文、德文、法文、日文、俄文、拉丁文等，这无疑体现了世界范围内对于李渔的肯定。
西方汉学家之所以欣赏李渔，与其独特的个性、思想与文学创作分不开。马汉茂在《李笠翁与〈无声戏〉》中指出，李渔具有“明朝风范”，“‘十二楼’是很畅销的一本，因其诙谐、诡剌的体裁，独具的风韵，及对于当代思想及文学上禁忌的嬉笑怒骂，显出作者非凡的才华”。埃里克·亨利在《李渔：站在中西喜剧的交叉点上》中说：“对西方读者来说，李渔是最具吸引力、最易接受的中国作家之一。他的主要品质，在西方文学传统中也是备受珍视的。他富于幽默感。他的自然主义描写，成就斐然。他有想象奇异、叙事奇巧的天赋，敢于大胆提出问题，遇事喜好穷根究底。”这两段文字，实际上分别就个性、思想与文学创作，道出了西方汉学家欣赏李渔的主要原因。值得指出的是，马汉茂所谓的“明朝风范”，恰切地说，应该是“晚明风范”，落实到李渔那里，主要是指他那种自由与快乐的个性、怀疑与批判的精神、竭力创新的追求、喜好享乐的情趣等。
就个性与思想而言，李渔崇尚洒脱不羁与开放自由，极具创新能力。以文学创作而论，韩南就指出，李渔“强调文学的独创性甚于任何中国作家，或许也甚于20世纪以前的任何欧洲批评家”，兼之他幽默、快乐，是“一位快乐的哲人和艺人”。此外，李渔还富有商业意识，先后开办书坊与家庭戏班，这些都是他引起西方汉学家的极大兴趣并被广泛推崇的主要原因。
就另一方面观之，李渔之所以得到西方汉学大家的重视，与其戏剧理论和戏剧小说创作的世界性价值密切相关。
近代文学批评家胡梦华的《文学批评家李笠翁》一文，将李渔的相关戏曲评论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相提并论，认为李渔与亚里士多德的论见“颇有相同之处”。事实上，李渔的戏剧理论可与世界著名戏剧理论家的理论相比较，这不仅仅是胡梦华一个人的看法。当代学者有将李渔的戏剧理论与高乃依的戏剧功用论、莱辛的戏剧结构理论和戏剧表演论、布瓦洛的戏剧结构理论和戏剧“可信论”、狄德罗的戏剧真实观、莫里哀的喜剧观念等比较，可见李渔的戏剧理论在世界戏剧史上的重要意义。中国学者李万钧写有专文《从比较文学角度看李渔戏剧理论的价值》，深刻论述李渔的戏剧理论“有六大价值是前无古人的独创，是有国际性的”，这是指李渔提倡笑的艺术、对白的艺术、动作的艺术、结构的艺术、体验的艺术、打通小说与戏剧创作等。李万钧指出，以提倡打通小说与戏剧创作而言，李渔的见解与亚里士多德、塞万提斯、菲尔丁、雨果、布莱希特等戏剧家的主张有一致性，甚至有更为高明的地方，因此“在西方是不乏知音的”。而美国学者埃里克·亨利在谈到李渔的《闲情偶寄·词曲部》时认为，“在西方，没有哪个著名的喜剧作家感到有责任如此系统、或如此详尽地讨论戏剧”。埃里克·亨利的评论，从世界范围内对李渔戏剧理论给予了高度肯定。
就具体的戏剧创作而言，日本汉学家冈晴夫在《明清戏曲界中的李渔之特异性》一文中指出：“李渔的戏曲与莎士比亚的戏剧以及日本的歌舞伎属同类，即同属‘巴洛克戏剧’脉系。李渔的戏曲，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一般观念上看，是与文人的作派相去甚远的通俗怪诞之作，然而从世界演剧的一般水平线上眺视时，却并非异样之作，实际上是带着某种超出时代和地域的普遍性的。”在《李渔的戏曲及其评价》一文中，冈晴夫比较详细地剖析了李渔戏剧的巴洛克风格，认为“从世界演剧与演剧的一般标尺衡量，可以把李渔的戏剧理解为中国戏剧中巴洛克的典型表现之一”，这实际上从创作技巧的一个方面揭示了李渔通俗文学创作的世界性价值。事实上，从创作技巧层面看，李渔戏剧创作手法的世界性远不止于此，如李渔对喜剧特别推崇，与萧伯纳、布莱希特等人的喜剧观念不乏默契。从内容方面看，李渔戏剧小说对于真情的肯定，对当时社会丑陋现象的深刻批判与反讽等，颇具人文主义色彩，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作品相似，同样具有思想启蒙价值。
人性相同，文心相通。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可以有不同的文学作家与文学作品，但在其优异处人们总能找到共鸣。埃里克·亨利说得好：“在某种深层的、特殊的意义上来说，他（按：指李渔）属于抚育了他的伟大而精妙的文明世界，他也属于开化了的全人类社会。”在相当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李渔正是由于个性、思想与戏剧小说创作甚为优胜的一面，契合这个“伟大而精妙的文明世界”与“开化了的全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才引起诸多汉学家的极大重视，才得以“周游”世界。
（作者单位：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人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