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井小说蕴含地方文化趣味，可追溯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老舍等作家创作的市民文学。那种对都市地方性的洞察和描摹为市井文学打开了新的书写维度。新时期市井小说在地域文化自觉的背景下崛起，地理景观、风土人情、方言土语等成为其突出表现的内容，被赋予重要的地方文化和伦理内涵。这极大增强了市井小说的文化趣味，推动市井小说超越时代局限，散发出恒久的艺术魅力。一时间京味、沪味、津味、苏味、汉味等地域化市井小说风起云涌，汪曾祺的江苏高邮系列、林斤澜的温州矮凳桥风情也都为当时文坛所乐道，共同彰显了地方文化趣味对市井文学的重要意义，也打破了长久以来北京、上海市井文学“双城并峙”的局面，形成全面开花、异彩纷呈的多元化创作新格局。

　　展示城市地理景观的文化内涵

　　新时期市井小说聚焦的不是乡野而是城市底层空间，其立意在于表现文化趣味。对建筑、房屋、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人情往来的描摹，对市井细民衣食住行、喜怒哀乐和命运变化的演绎，地方性书写的知识性、趣味性和伦理色彩更为鲜明，都体现出自然地理与人文精神之间的紧密关联，暗示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天人合一智慧。它折射出中国叙事传统“究天人之际”的探索精神，彰显出市井文学世俗性和趣味性的审美特质。

　　市井风情小说注重挖掘各个城市的地标性文化景观，在城市特色建筑和居住空间中展示民情风俗与文化伦理内涵。北京胡同与四合院、天津老城厢与租界小洋楼、上海狭窄逼仄的弄堂与格子间、苏州小巷里精致典雅的祖屋老宅、武汉嘈杂的码头与热闹的商业街，都成为作家浓墨重彩的表现对象。

　　京味作家更偏爱胡同和四合院，以四合院里没有隐私的“交集互联”生活方式，呈现京城百姓厚德尚礼、互助互爱的生活情调。刘心武的《钟鼓楼》用一节来描绘北京四合院，房挨房、屋连屋、共用厕所和水管的合居环境，使每一家都以各种方式与邻居发生密切联系，每一家的独奏曲最终汇聚成五味杂陈、悲喜交集的交响乐。陈建功的《辘轳把胡同9号》对四合院的描写生动幽默，“四合院”是传统生活哲学的载体，小市民的喜怒哀乐和命运变迁都离不开拥挤又充满人情味的四合院。

　　一个城市独特的人文景观既是自然环境的外化，也是这座城市历史发展、市民精神和伦理操守长期共同塑造的结果，市井文学注重挖掘这种城市景观的内在灵魂。海派市井小说聚焦“弄堂”“石库门”“亭子间”等拥挤嘈杂而又充满活力的世俗生活，以弄堂与洋房的冲突隔膜来展示上海市井文化的精神实质。程乃珊的《蓝屋》内置了对比式叙事结构，外观精致奢华的“蓝屋”充斥着道德缺陷和情感缺失，弄堂里25平方米的简朴民居却承载着踏实稳定的市井生活，象征着道德和人性的至高境界。《蓝屋》对市井的伦理化想象折射出20世纪80年代文人的道德理想，从中亦可见新时期作家穿过城市表层，进入精神伦理层面对市井文化的淬炼和升华。

　　表现不同城市文化的差异性

　　郁达夫在《北平的四季》中这样概括他对中国各大都市的印象：“上海的闹热，南京的辽阔……青岛的清幽，福州的秀丽”，还有杭州的“沉着”、北京的“典丽堂皇”。郁达夫的描述生动有趣，但只适用于描述特定历史时期不同城市的整体文化底色，带有鲜明的个人感受色彩。城市文化研究者提醒我们，必须意识到城市的特色具有动态变化特征，且存在内部多面性和差异性。有价值的文学创作首先要突破这种刻板的城市印象，跳出将城市文化本质化的思维误区，呈现城市动态发展的趋势及独特的文化风貌。

　　新时期市井小说创作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聚焦社会转型背景下城市的独特文化韵味，描写时代变迁中的市民心理波澜，以及“物质化”“世俗化”“自主性”等观念在市井社会的渗透与受阻状态。这些创作于不同地域的市井小说，组合起来绘制成改革开放时代背景下的生活图卷。京味作家表现出凝重的反思特征，《钟鼓楼》《辘轳把胡同9号》《找乐》等作品写出了具有悠久传统的自足文化体系，在受到商品经济冲击时的无奈、抗拒等复杂心理。苏州作家范小青的《裤裆巷风流记》中，有老派市民面对传统文化渐渐消逝流露出的抵制和抗拒之情，但更多的是底层青年人突破传统和地域局限投身到火热时代中去的昂扬情绪，这是对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和现代化潮流的积极回应。冯骥才、林希等津味作家选取历史视角，对近代天津市井小民的尊严气节和家国情怀给予褒扬，以充满历史感的“道德化”市井回应了“世俗化”“物质化”思潮。

　　市井风情小说不仅能成功再现地方风俗习惯和文化积淀，也能敏锐捕捉市井文化所发生的动态变化，以及同一时代不同城市的多样化反应，表现出不同城市文化的差异性。

　　方言增强地方文化趣味

　　方言进入新时期市井小说源于两个因素：一是市井小说观照的物理空间是城市底层和民间，市井小民操着方言土语符合人物身份地位，体现出文学创作遵循的艺术真实性原则；二是创作者往往是城市土著或有在某一城市长期生活的经历，对城市方言极其熟稔和热爱，加上怀有强烈的故土情结，所以作家倾向于让方言进入创作。作家选择富有地方文化韵味的方言土语进行叙述、描写和展开人物对话，营造出生动鲜活、趣味盎然的语言氛围。

　　不同作家使用方言的多寡程度和表现侧重点不同。陈建功的京味语言生动鲜活，多用短句俗语，擅长模仿人物说话的腔调、口吻和字眼，透露出老北京人见多识广、精通人情世故的特征。冯骥才更偏向以方言词汇、口语句式和幽默风格凸显天津人能说会道的“卫嘴子”风度。范小青则从叙事语言到人物对话，在整体上打造吴语方言氛围，《裤裆巷风流记》中辰光（时候）、日脚（日子）、事体（事情）、清爽（清楚）、豁边（脱离原来路线）等日常用语，姆妈、阿哥、好婆等称呼用语，以及大量叠字、尾音、惯用词等，增强了小说的市井俚俗色彩和日常生活质感，凸显出这部长篇小说的语言魅力。

　　方言是生动传达地方文化神韵不可或缺的工具，对塑造富有地方辨识度的人物形象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新时期的市井小说中，创作者从方言土语中提取鲜活自然的民间语言，让原汁原味的市井俚语参与文学创作，一定程度上使以普通话为基础的书面语表达模式更为生动多彩，增强了文学语言的生机活力和表现力，极大推动了市井风情小说的繁荣兴盛和广泛传播。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时期市井文学审美嬗变研究（1978—2018）”（19BZW12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