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种种原因，历史上有大量汉籍流传国外，陈列于他国图书馆、博物馆、藏书室，呈现出分散而不集中、凌乱而不系统、隐秘而不彰显的特点。从流传范围来看，日本、韩国、越南、俄罗斯、美国、英国、地中海沿岸国家等均藏有大量汉籍。这些汉籍是巨大的文化宝库，对它们的整理、出版与研究是完整、系统地保存与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手段。

　　域外汉籍的整理出版肇始于清末民初。当时，众多中国学人赴日本访书，掀起第一轮整理域外汉籍的热潮。杨守敬、黎庶昌、傅云龙、陈榘、张元济、王古鲁等人通过多种渠道，从域外购回诸多文献价值极高的中土佚书、汉文珍本，然后将其编入《古逸丛书》《四部丛刊》《籑喜庐丛书》等影印丛书中，在学界引起很大轰动。

　　改革开放后，学界掀起第二轮整理出版域外汉籍的热潮，涌现出诸多整理和研究成果。例如，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现西南大学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2008—2018年出版的《域外汉籍珍本文库》，收录了2000多种珍贵汉籍文献，引起海内外学人极大关注，以此为研究对象的成果也相继问世，充分显示出新材料的整理出版对学术研究的强大推动力。可以预见，近年来获批立项的诸多域外汉籍整理出版项目成果的陆续发布，将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化对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提供重要材料支撑。

　　新材料的发现是促进学术研究向前发展的重要因素。正如王国维所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他将“孔子壁中书”“汲冢书”“殷虚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视为汉代以来中国学问上的三个“最大发见”。（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以敦煌文献为例，20世纪中外学界对敦煌文献的发掘、整理与研究使敦煌学成为世界性的显学。域外汉籍的体量要远大于敦煌文献，故对域外汉籍进行整理研究，必将有力推动不同形态典籍之间的比较研究，促进中国文化史、思想史、文学史、汉语史、汉字史等领域的研究取得新进展。

　　中国文化是如何向世界传播的，是有待深入探究的问题。流传域外的汉籍是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载体，其传播路线对于勾画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状况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随着大量域外汉籍的整理出版，不少专家学者开始研究“汉籍之路”。“汉籍之路”是国内学者在多年海外访书、考察汉籍流布轨迹、编辑整理域外汉籍等学术实践活动中逐渐酝酿生成的概念。如果说“丝绸之路”是中国向世界传播物质文化的途径，那么，“汉籍之路”则是中国向世界传播精神文化的重要途径。中国书籍在域外的传播路线与“丝绸之路”有很大区别，汉籍首先向中国周边国家传播，然后逐步传到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路线异常复杂，具体情形尚需进一步实证考据研究。（柳斌杰《整理出版域外汉籍，丰富中华文化宝库》）

　　从目前域外汉籍整理出版的状况来看，国内对日本、韩国、美国、英国、法国等国收藏汉籍的影印整理较多，对俄罗斯及南欧一些国家收藏的汉籍仍在不断搜寻中。因此，中国文化如何向东亚、英美国家传播，由于有较为丰富的域外汉籍材料支撑，可以展开全面深入的研讨；中国文化如何向俄罗斯及南欧一些国家传播，则需要在发现、整理、出版这些国家的汉籍后才能进行较为充分的探究。现在，域外汉籍的搜集、编目、整理、出版备受重视，相信随着后续大量域外汉籍的发掘、整理与研究，中国文化向域外传播的情况可以得到更为清晰、细致的梳理。

　　从中外文化交流史的角度来看，域外汉籍研究在多个层面均可进一步开拓与延展。首先，从文化层面看，域外汉籍研究中尚有很多问题值得深入探究，如汉籍的流布方式与路线、汉籍传播过程中文化点的形成与作用等。其次，从历史层面看，域外汉籍研究中有很多领域尚待探索，例如，在汉籍版本研究方面，对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琉球本关注较少；对汉籍东传的探究较为成熟，对汉籍西传的探研则较为薄弱。（孙晓《古代东亚的汉文献流传与汉籍之路的形成》）

　　为充分实现域外汉籍研究资源的共享，学界对域外汉籍的数字化处理也在大规模展开。2018年，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借“域外汉籍珍本文库”工程结项的契机，积极倡导建设“域外汉籍数字服务平台”，该平台收录了近40个国家的近百家图书馆及个人收藏的汉文文献，约有71000个汉籍条目，以方便国内外学人使用。（罗渝、黄璜《中文古籍数字化建设的实践与思考——以“域外汉籍数字服务平台”为例》）此类线上平台的成功运营，将会对其他汉籍整理出版工程项目产生积极影响，提供可以参考借鉴的范本，促使其在结项后亦采用数字化手段来保存和共享研究成果，推进相关线上平台和数据库建设。

　　域外汉籍的整理研究要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需要有比较稳定的研究队伍作支撑，需要有学界认可的学术机构来组织和规划。2000年以后，国内逐渐形成多个重要的域外汉籍整理和研究基地，如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上海师范大学域外汉文古文献研究中心等。其他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郑州大学、四川师范大学等机构中也有不少学者参与到域外汉籍的整理与研究中。上述域外汉籍研究机构的有序组织和规划，有助于培养出一批高素质、高水平的专业研究者，以保证域外汉籍整理研究的强劲发展态势，夯实传承与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才根基。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