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居于“六经”之首，在中华诗礼文化中处于重要位置。图说《诗经》是以图像形式对《诗经》进行阐释，包含经学、文学、艺术等诸多要素，具有独特的审美特征与社会功能。《诗经》图像的创作，最早可追溯至东汉刘褒的《云汉图》和《北风图》。据现存文献记载，目前可知的《诗经》图像文献有140种，其中，以《诗经》意境入画的画卷90种，附有插图的《诗》类著述50种。图说《诗经》以“诗画合融”的艺术形式传承《诗》教，以雅韵的审美意趣为《诗经》的风雅精神注入活力，丰富了《诗经》的阐释方式和传播形态，展示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厚的人文情怀和道德理念。

　　注重伦理教化

　　《诗经》图像彰显经学要义，与传、笺、注、疏等传统《诗》类注解共同承担着《诗经》的教化功能。汉唐时，《毛诗》因蕴含伦理思想，成为绘制《诗经》图像依据的主要文本。如东晋司马绍《毛诗图》、卫协《毛诗北风图》，唐程修已《毛诗图》等，皆图绘《毛诗》。据《佩文斋书画谱》引《名贤画录》言，程修已《毛诗图》“据经定名，任意采掇，由是冠冕之制、生植之姿，远无不详，幽无不显”。唐文宗令程修已重绘《诗经》图像，不仅是为更真实地摹画《诗经》物象，重现三代图景，其“好古重道”亦体现出对《诗经》图像教化鉴戒功能的重视。汉唐《诗经》图像将经义化繁为简，突破烦琐章句的束缚，有利于对《诗》教的理解与传承。

　　《诗经》图像以生动活泼、艺术化的形式传达《诗经》的伦理意蕴。南宋时宫廷画院兴盛，宋高宗通过书写《诗经》三百篇，并敕令以马和之为首的画院诸臣以辅图的方式，将自己的审美情怀和政治理想寄托于《毛诗图》中，有力推动了《诗经》图像的繁荣。例如，故宫博物院馆藏的马和之《毛诗豳风图》卷，据《诗经·豳风》而作，其中《七月》一图，描绘豳地百姓农桑劳作、进献宴饮等场景，表现出知稼穑艰难、体恤民生的意味。《毛诗图》将《诗经》中铺陈直言的实景和借以起兴的喻体转化为视觉图像，并将言志和美刺之意寓于其中，充分体现了《诗经》图像的教化功能。

　　清代由乾隆敕命依循马和之《毛诗图》笔意补绘的《御笔诗经全图书画合璧》（以下简称《御笔诗经图》）30册，在复古、摹古的同时，更凸显对《诗经》图像教化功能的重视。例如，《唐风图》中的《鸨羽》图，马和之画中的鸨羽或栖息在栎树上，或扑棱盘旋于空中，呈现的是“肃肃鸨羽，集于苞栩”之景；而《御笔诗经图》则取“王事靡盬”的诗义，图像偏重呈现百姓征役之劳苦，透露出乾隆重视农桑、还民常业的思想。《御笔诗经图》彰显出清代统治者对《诗经》伦理教化功能的重视，是尊崇先王德教、励精图治精神的集中体现。

　　浸润风雅之意

　　宋代以来，《诗经》图像表现出新的审美特征，文人多从兴象和意旨出发，在“风雅比兴”的诗学传统之外进行精神层面的创新，图绘《诗经》成为士大夫修养身心的文化风尚。例如，宋代马和之《毛诗豳风图》中的《鸱鸮》图，绘一枯树，枝干线条柔曲随意，有飘逸之貌，气韵萧瑟；他的《九罭》图绘结网捕鱼、鸿雁飞翔、隔岸观看等景，皆是取《诗经》中的自然物象或比兴之物，充满文人雅趣，体现出画家对《诗经》的体悟和审美认知。

　　元代之前，晋代司马绍，宋代李公麟、马和之均创作过与《豳风》相关的图像。元代以来，以《豳风》为题材的《诗经》图像大量出现，尤以《七月》为多，且内涵丰富，既包括“陈王业，劝农桑”的经义图，也有体现豳地四季生活的风俗画，以及描绘田园生活或山水风光的文人诗意画。此外，还出现了由“为此春酒，以介眉寿”引申而来的，具有祝寿意蕴的《豳风》图像，如元代郭畀的《豳风介寿图》。元代赵孟頫、林子奂，明代文徵明、周臣、丁云鹏，清代唐岱、董邦达、吴求、刘权之等人也都绘有《豳风》图像，相关图像有40余种。以图像形式对《豳风》进行多重解读，折射出诸家对《诗经》的艺术品赏和意象演绎已不再囿于阐发经义，也借此怡情写意和开展《诗》学批评。

　　明朝时的清赏清玩之风在《诗经》图像中也有体现，表现出文人高雅的审美品位。明代谢时臣作有《鹿鸣嘉宴图》，《石渠宝笈·三编》称此图：“浅设色，画甘蕉丛竹，山石流泉，群鹿呦鸣。六人席地环坐，宾主献酬，极酒醴笙簧之谊。自题：《鹿鸣》。”六位雅士或吹笛、鼓乐、抚琴，或玩古、品茗，图像呈现的是文人论道赏乐的雅集场景，脱离了《鹿鸣》“燕群臣嘉宾”的诗义，可见明代《诗经》图像在构图和内容方面超越了诗歌本身的拘囿，已不再作为《诗经》文本的附庸，而具有了独立的审美价值。

　　另外，《诗经》图像在清代成为文人雅集中“品画”“题画”的载体，其包含的意蕴因目的取向不同而不断丰富和深化。例如，清代扬州画家罗聘曾为毕沅作《豳风图卷》，翁方纲为其作题跋。翁氏在《跋罗两峰为秋帆作豳风图卷》中言：“两峰先生博稽经训，综传笺之妙义，为弇山制府作《豳风·七月》全图，盖制府久抚关陕，备详豳地月令农桑之要。”翁方纲对《豳风图卷》的讨论，将关注点聚焦在学术问题上，认为“经术与治绩相资，而训诂艺文非二事”。受乾嘉时期求真务实的治学风气影响，《诗经》图像不仅被用来赠礼交游或品题颂赞，也是这一时期《诗》学研究的一部分，兼具学术性和文学性。

　　图文互证阐释经典

　　图解《诗经》是在阐释《诗经》时辅以插图，使读者能“索象于图，索理于书”。附有插图的《诗》类著述主要有两种形态：一是在全书开头加上《诗经》名物图，如宋代的《纂图互注毛诗》卷首有《毛诗举要图》25种；二是在正文中配有《诗经》图像，如清代的《诗经图谱慧解》收录图谱99幅，图后有题解。图解《诗经》既能将抽象的文字训释直观呈现出来，又增添了《诗经》“感人心、悦性情”的美学意味。

　　宋代经学研究注重图谱对于治学的作用，郑樵《图谱略·原学》即言：“图谱之学，学术之大者。”宋代时，《诗经》图像出现版画和插图的形态。书坊为盈利而广搜博辑，诸经均出现“纂图互注本”，经文附图成为风尚。宋代杨甲的《六经图》中有《十五国风地理之图》《大东总星之图》《挈壶之图》《太王胥宇图》等，是现存最早的载有《诗经》插图的经学类文献，其中《十五国风地理之图》为建阳书坊刊刻的《纂图互注毛诗》所承用。《纂图互注毛诗》卷首的《诗经》图像包括“天文、地舆、冠服、衣裳、礼器、乐器、杂器、车制、兵器”等类别，图文互释，有助于读者理解《诗经》。后世如元代罗复《诗经集传音释》、朱公迁《诗经疏义会通》，明代吴继仕《七经图》、陈仁锡《八编类纂》，清代蔡文灿《诗经正解》、王皓《六经图》等的《诗经》“图说”部分，皆以《毛诗举要图》或《毛诗正变指南图》为根据进行补充和考订，务求精凿。

　　自宋以后，《诗经》版画和插图流传甚广。与《诗经》画卷的卷轴样式、“私密性”欣赏的特征相比，《诗经》版画和插图更加趋向大众化和实用性。例如，晚明拥万堂书坊刊刻的《诗经图史合考》训释《诗经》名物时随文配图43幅，有利于读者辨像知物。又如，明代《方氏墨谱》中的《螽斯羽》《狼跋》与《程氏墨苑》中的《甘棠》《鹿鸣》等完全脱离诗义的图像，题名取自《诗经》而用来装饰墨锭，体现出大众化的特征。

　　清代图解《诗经》注重考据，对名物制度、天文地理等进行考释。例如，徐鼎《毛诗名物图说》九卷，是现存第一部对《诗经》中鸟兽草木虫鱼等进行图考的著作。徐鼎在“发凡”中说：“物状难辨者，绘图以别之，名号难识者，荟说以参之。”该书考释名物精确，状物严谨，作者不仅注重“搜罗典籍，往来书肆”，而且“凡钓叟、村夫、樵夫、猎户，下至舆台皂隶，有所闻，必加试验而后图写”。尹继美《诗地理考略》中的《诗地理图》，“释《诗》地，取证今日之地舆，非徒考信而已，盖欲观近世之风教焉”，在考究《诗经》地名疆域等自然地理的同时，也注重发掘其中蕴含的风俗教化等人文地理内容。

　　《诗经》图像用形象、直观的方式阐发诗义，考释名物，表现文人意趣，宣传伦理教化，在中国经学史、文学史、艺术史、学术史上具有独特地位。因此，有必要对相关文献资料进行系统整理和研究，深入揭示其特征和价值。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