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非常时期，我要感谢前来参加线上会议的新老朋友们，有过去院里的领导和现在所里的领导，还有我的不少同行、同事、朋友，以及好些年轻朋友，这真使我喜出望外。刚才听了多位领导、不少老朋友们的致辞，情真意切，对我褒扬有加，真使我愧不敢当，我就把这些美好的言辞当作对我的殷殷期盼与慰勉了。
2021年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5卷本文集，今年我年满九十，同时出了一本评论我的学术思想的纪念文集。三件事合在一起，文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优势学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与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共同组织了这次会议。
我在文学所（包括退休后至今）已有64年的经历。从年龄上看，在所里能够达到90岁以上的学者并不很多（现今只剩下三四位同事），所以在这点上我是可以算入长寿老人之列的。这对我来说实在是很满足的了。
严格来说，我从事文艺理论、美学研究工作，是从改革开放后开始的，到目前为止，已有40来年。在此期间，文艺理论与美学研究的兴起与发展，各有自身的经历，但是可以说，我一直参与了它们演变的进程，是与它们同步的。
文艺理论、美学必须适应时代的需求，要有强烈的当代性。中国学术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坚持守正创新的原则，确立既具主导性又具多样性、在交流互鉴中不断创新的方法，增强理论自信、文化自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与美学。在几十年来的文化、文艺、美学思想的发展变迁中，我努力引进了多种外国的文艺知识，但对它们决不盲目跟随，而是葆有清醒的目光，选择其中有价值的方面，融而化之，为我所用，制成新说。多年的研究工作经验与知识积累，使我形成了自己的理论立场与方法，不随大流，也不左顾右盼。因此，有的学者说我是“大中至正，温文质方”，也可能就是这个意思吧。
文化的魅力、学术的生命在于创新与积累。学者要勇于说出自己的观点，要继承、弘扬历久弥新的传统，不断充实自己，更新自己的思想，与时俱进，熔铸新说，丰富人类文化与学术思想的宝库，使其能够维系与推进民族文化精神的深层发展。人文学科面临多种多样的挑战，对于学术中的不同观点，要持宽容、包容态度。现实生活形态最是生动、多样、丰富，不过，理论形态虽然具有概括性、抽象性，但同样具有绚丽斑斓的色彩。学术的真善美，灵动地显示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之中。
我努力探讨文艺理论与美学中一些时代迫切需要作出解答的实际问题，就其中一些本质性的论题，提出过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新思想、新概念，如“审美反映论”“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新理性精神文学论”、文学理论的“对话精神”等，它们获得了本学科与不少同行的认可，产生了学术影响力，并汇入了我国古今诗学、文学理论的术语链。我对自己的学术思想能在几十年里保持前后一致而感到欣慰。同时，我曾致力于著名的俄罗斯思想家、文艺理论家巴赫金的介绍与研究工作。20世纪80年代初，对他作品进行评论时拈出其中极为重要、现代意义上的“对话”思想，并就这一思想做了探讨，90年代中期后，“对话”一语不胫而走；随后我主编、出版了中译本《巴赫金全集》（一版6卷，二版7卷）。最近几年，应出版社之约，又与同行校译、修订完毕《巴赫金文集》6卷本，甚费心力。
这是我的学术思想的最基本内涵与特征。2014年，我的学术思想被载入钱伟长总主编的《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哲学卷》第3分册。
借这次线上会议的机会，我要感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评论建设工程名家学术文丛编委会的张江主任、张政文与赵剑英副主任，将我的文集收入了文丛。他们在学术上的宽容与大度，使我的主要著述在晚年得以有个集结、展现的机会，这是使我十分高兴的事。也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编辑张潜博士，她是我文集的责编，校订细致认真，我们相处极为愉快。还有吴子林与刘方喜两位研究员，他们为我的“5卷集”的修订、改版付出了不少辛勤的劳动，这是使我铭记于心的，在此一并致谢。同时也要感谢金元浦、刘方喜两位，他们带领各自的团队，为这次会议的顺利召开，设计、联络，来回奔忙，让我感动不已。
最后，我要说到我的几位博士生、博士后和“编外博士”，他们现在都是文学、美学各个研究领域里的佼佼者，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师友之间，情深谊长。俗话说，得天下英才而育之，快何如之！
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现代人的“千岁忧”可是让人愁绪满怀，千变万化，与往日早就不可同日而语了。现在的时代与生活瞬息万变，我一个90岁的老人，往日已逝，来日无多，但希望能够多看看这个充满可能性的世界和无数美丽的瞬间。歌德笔下的浮士德，只要见到他心向往之的理想社会的图景时，就会输掉打赌而死去，在倒地之前，他对美丽的瞬间说：“逗留一下吧，你是那样美！”我的心情却是，要对现在和未来无数美妙的瞬间说：“你们是那么美，让我多逗留一会，多品味一下吧！”
（此文系钱中文先生2022年11月28日在“文艺理论与美学新境界暨《钱中文文集》研讨会”上的发言）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