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张骞通西域，西汉中后期建置河西四郡以来，敦煌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枢纽。敦煌作为汉代版图的一部分，与汉代文学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考察汉代文学与敦煌的关系，既有助于对汉代文学的整体把握，也有助于扩展对汉代敦煌历史文化研究的视野。汉赋是“一代之文学”，与敦煌的关系更为密切。

　　汉赋在敦煌的传播

　　汉赋在敦煌的流传，体现在口头传播和文献传播两个方面。囿于材料的阙如，口传的情形已不可考，但敦煌所出汉简中包含有残存的赋作，填补了文献传播的空白。敦煌地区出土的汉简数量很大，仅悬泉汉简的有字简就达23000余枚。除去其中有争议的汉赋残章，汉简中公认为汉赋的作品数量并不多，但其赋作类型仍体现了汉赋的几种最主要体式。

　　（一）骚体赋。20世纪早期，在斯坦因于敦煌汉塞烽燧所获的汉简中，有一枚简收录在中华书局1991年出版的《敦煌汉简》中，编号为2253：

　　日不显目兮黑云多，月不可视兮风非（飞）沙。从恣蒙水诚（成）江河，州（周）流灌注兮转扬波。辟柱槙到（颠倒）忘相加，天门倈（狭）小路彭池。无因以上如之何，兴章教海（诲）兮诚难过。

　　张凤在《汉晋西陲木简汇编》中将此篇题为“风雨诗”。从文体特征的四个“兮”来看，该篇应该属于骚体赋，无“兮”句式可能为抄者漏书，也有可能是文体由骚体向诗体转变的显现。骚体赋注重个人情感的抒发，其写作显然受到了屈骚的影响，“无因以上”的“如之何”“诚难过”与“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感情理路一致。

　　（二）俗赋。敦煌发现的汉代俗赋主要为故事类型的俗赋，以张凤在《汉晋西陲木简汇编》中命名的“田章简”和1979年在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发现的“韩朋故事简”为代表。《敦煌汉简》收录二者，并将它们分别编为496号简和2289号简，裘锡圭分别校释标点为：

　　“……为君子？”田章对曰：“臣闻之：天之高万万九千里，地之广亦与之等。风发绤（谿）谷，雨起江海，震……”

　　书，而召榦傰（韩朋）问之。榦傰（韩朋）对曰：“臣取妇二日三夜，去之来游三年不归，妇”

　　这两枚汉简均采用讲故事的方式和“述客主以首引”的对话体形式，语言通俗易读，符合早期故事俗赋的特征。且二者讲述故事的方式与荀子的《赋篇》相关，其对话体形式既与屈原的《卜居》《渔父》一致，也与汉代散体大赋的结构特征遥相呼应。

　　（三）散体赋。2019年出版的《玉门关汉简》对1990年出版的《散见简牍合辑》中收录的零散采集简，进行了红外线扫描和重新释读。其中，在敦煌酥油土墩采集的编号为1409A、1410A、1411A的三枚汉简（笔者按语及标点）近于散体赋：

　　“……于兰，莫乐于温，莫悲于寒。”中子对曰：“文（案：《合辑》释为‘支’正确）莫隅于，忧（案：应释为‘臭’）莫芗于……”

　　……者，帣甲临兵，两军相当，两期相望，鼓以前未，毋生方此，多贤……

　　天负其地，躬毋期（案：《合辑》释为“鬼”亦错，应释为“魄”）□，忘毋所穷，止期月□隋□□□□□

　　这三枚汉简的背面分别书有“第三”“第七”“第十七”，应属同一文本。根据这三枚汉简的特征，可以推测整部作品的抄写简数至少为17枚，字数应超过400个。这些作品的创作显然与“上博简《兰赋》”相关，如都有对“兰”的生存环境及品质的描写，“莫乐于温，莫悲于寒”与“处位隐下，而比拟高矣”、“两军相当”与“备修庶戒”、“天负其地”与“天道其越”都可能存在联系。

　　这些作品符合散体赋的特征。从思想内容来看，残存文字论述了“兰”对生存环境的态度，如“莫乐于温，莫悲于寒”；描述了战争场面，如“两军相当，两期相望”；探究了天人之际，涉及文字如“天负其地”“躬”“魄”等。从艺术形式来看，作品结构宏大，采用对话体，以四字句为主，散韵结合，铺张扬厉。相比“上博简《兰赋》”，敦煌汉简的“兰赋”篇幅更大，内容更为丰富；文体由诗体赋转变为散体赋，其创作可能处于汉代散体大赋定型之前。可以作为旁证的是三枚汉简文字具有明显的隶篆风格。

　　之所以将以上汉赋看作只是在敦煌流传的赋作，主要依据为这些赋作并未反映敦煌的地理人文概况，其中涉及的地名、故事渊源与敦煌无关。此外，敦煌进入汉朝版图比较迟，汉赋的流传与创作相对中原地区有所滞后。

　　有汉赋的流传，就有汉赋在敦煌的消费。“风雨诗简”为斯坦因第三次在中亚考察时，在敦煌哈拉淖尔湖岸酥油土北墩烽燧西南侧灰堆中所获，斯氏将其编号为T.22d021（甘肃省考古研究所编号38号烽燧），现藏于伦敦大英图书馆，距离出土“兰赋”的酥油土墩约500米。“兰赋”的酥油土墩遗址（甘肃省考古研究所编号37号烽燧）和“韩朋赋”的马圈湾（甘肃省考古研究所编号D21）遗址，据推测应为中部都尉下平望候官和玉门都尉下玉门关候官所在。候官建置是汉代边塞基层文书行政的核心部分，其文官属吏有尉史、令史等。这些文书的编发或创制者可能就是敦煌赋作的消费者：在荒凉寂寞的边塞，文吏处理完日常烦琐的文书，阅读在敦煌流传的汉赋，进而消磨戍边时光。

　　敦煌对汉赋的影响

　　敦煌对汉赋创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对内地赋作家的影响和敦煌籍赋作家的出现。

　　（一）拓展了汉赋作家的视野。“敦煌”一词开始进入汉赋作品，例如东汉杜笃的《论都赋》：“肇置四郡，据守敦煌。并域属国，一郡领方。立候北，建护西羌。”“三危”等敦煌地名也被写进汉代赋作，如“直径驰乎三危”“行游月虖三危”等。敦煌边塞的意象开始在各类述征、述行赋中出现。丝绸之路上的舶来品开始出现在汉赋作品中，如蒲陶（葡萄）、留落（石榴）、胡椒、大宛马、大雀（鸵鸟或孔雀）、犀牛、狻（狮子）等，这也与作为丝路枢纽的敦煌密切相关。

　　（二）敦煌籍赋作家的出现。西汉中后期及东汉汉赋在敦煌的传播最直接的影响可能是两位敦煌籍赋作家的诞生。一为张奂，东汉敦煌郡渊泉县人，抗羌名将，晚年著《尚书记难》三十余万字。其《扶蕖赋》残章：“绿房翠带，紫饰红敷。黄螺圆出，垂蕤散舒。缨以金牙，点以素珠。”此抒情小赋与屈原的诗体赋《橘颂》相似，咏物言志。一为侯瑾，东汉敦煌郡人，著有《矫世论》《应宾难》《皇德传》等。现存有《筝赋》残章：“物顺合于律吕，音叶同于宫商。朱弦微而慷慨兮，哀气切而怀伤。”此赋属于托物言志的抒情小赋，与张奂的《扶蕖赋》相类。

　　敦煌与汉赋类型的多样化

　　从目前仅有的几篇汉代出土的赋作来看，敦煌流传及创作的汉赋体现出不同于其他地域汉赋的特征。敦煌流传的俗赋主要以历史故事为题材，如“田章简”和“韩朋故事简”，其既不同于江苏连云港尹湾出土的以动物为题材的俗赋《神乌赋》，也不同于可能具有楚地特色的以家庭生活为题材的北大汉简俗赋《妄稽》。敦煌流传的散体赋以植物为题材，如“兰赋简”，其不同于北大汉简散体赋《反淫》的“七体”特征。敦煌流传的汉赋同样不同于银雀山汉墓和阜阳汉墓中发现的先秦古赋。敦煌流传及创作的汉赋之所以具有不同于其他地域赋作的特征，其原因可能与敦煌戍边官吏的身份及文化素养相关。

　　敦煌流传及创作的汉赋不仅体现了汉赋类型的多样化，而且也展现了汉赋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汉赋在汉代的发展演变主要包括西汉早期的骚体赋、西汉中后期及东汉早期的散体大赋、东汉中后期的抒情小赋等类型。敦煌流传及创作的赋作，基本符合汉赋发展演变的三大类型。“风雨诗”的汉初骚体赋特征；酥油土和马圈湾采集简的断代都在东汉以前，以昭宣时代为主，“韩朋”“田章”的故事俗赋、“兰赋”的散体赋，与西汉鸿文散体大赋相关；赋作在敦煌的流传与消费，最终产生了敦煌籍汉赋作家，他们的创作体现出东汉后期抒情小赋的特征。

　　汉赋创作展现出的阶段性类型特征，体现了汉代文人对政治从独立到依附，再到独立的转变过程，更体现了汉代政治文化的发展与演变。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提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汉初骚体赋上承屈骚，主要是对个人忧怨的抒写；散体大赋反映了汉帝国凿通西域、攘夷拓土的气概及东汉初期的明章之治，以体国经野、润色鸿业为创作特征；由以宏大叙事为题材的散体大赋的创制转变为个人借物言志的抒情小赋的创作，则代表着汉帝国的落幕，进而开启了六朝骈赋创作的先声。

　　敦煌虽为边郡，但透过汉赋在敦煌的传播与创作依然能够展现有汉一代赋文学发展的风貌，因此汉赋是汉代文学地理拼图不可或缺的部分。班固的《两都赋序》云：“或以抒下情而通讽喻，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汉赋不仅作为汉代文化的组成部分发挥过重要作用，也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对于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坚定文化自信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系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楚简数字卦与放马滩秦简日书的用数体系研究”（2022YB09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兰州交通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