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希声《唐太子校书李观文集序》曰：“自广明丧乱，天下文集略尽。”寥寥11字，写尽了六朝、隋唐文集在唐末的命运。2007年，谢思炜、陈翀、神鹰德治、下定雅弘等学者在勉诚社举行过一次座谈，论及唐写本时也提出这样一个遗憾：唐代诗人的诗集几乎都没有原样保存下来，遑论原物（谢思炜《唐诗与唐史论集》附录《日本与中国白居易研究的相互眺望》）。尽管我们可以乐观地说，整体或局部存留唐本面貌的唐集尚有百种以上，但若细究它们和写卷本唐集相比有哪些变与不变，似乎又很难凿凿言之，根本原因便在于写卷本唐集实物的缺失。不过，文献的匮乏也许转而会激发学者的责任感，使之发心在有限的传世文献中进行“纸上考古”，从而尽可能还原一些唐人文集的本来面貌。于是，回归“唐人编唐集”的历史现场，便自然成为观察唐代文集生成的本初视角。

　　“唐人编唐集”的提法，受到唐诗研究史上“唐人选唐诗”一说（最早见于明嘉靖刻本佚名编《唐人选唐诗六种》）的启示。唐人所编唐集，上承六朝文集“草创期”，下启两宋“多元期”，是别集这一文献部类的“成熟期”，因此很具有学术研究的样本价值。当下唐代文学研究的深耕与演进趋势，也内在地要求回归别集在唐代的“文献生成”现场，揭示唐集独特风貌的形成原因，抽绎唐集在唐代编撰过程中的理论性与实践性经验，进而为当下学界对唐集的深度整理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彰显家集属性

　　家集的观念源出六朝，被当作世家门第家学授受的标志。王筠尝“与诸儿书论家世集”曰：“史传称安平崔氏及汝南应氏，并累世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世擅雕龙’。然不过父子两三世耳；非有七叶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继，人人有集，如吾门世者也。”（《梁书·王筠传》）在家集观念方面，唐人沿承六朝，喜将家族世代别集或一代子弟之别集萃为一编，号曰“家集”，且别制集名，如《李氏花萼集》《韦氏兄弟集》《窦氏联珠集》等。在称述家集时，唐人喜欢矜夸其动辄数百卷的规模，如杜牧《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家集二百编，上下驰皇王。多是抚州写，今来五纪强。”皇甫松《古松感兴》：“我家世道德，旨意匡文明。家集四百卷，独立天地经。”关于杜牧诗句“家集二百编”，有学者认为指的是杜牧祖父杜佑撰写的《通典》，如果按这种解释，我们反倒又能注意到唐人“家集”概念的另一重含义，那就是大凡四部著述，只要是先人手墨，都可纳入“家集”这一个大的范畴中。

　　家集关乎家学，唐代的家集不但承载着某家某族的文学、学术传统，有时还成为宗族内部进行“家学”著述的材料渊薮。比如，唐代柳珵有《家学要录》一书，根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的解题，此书即“采其曾祖彦昭、祖芳、父冕家集所记累朝典章因革、时政得失”而成。当然，在唐人语境中，“家集”在更多时候仅仅指子孙所藏父祖辈的手集。唐人有一个共识，家藏先人手集具有权威的“定本”“正集”属性。樊晃曾纂集《杜工部小集》，“各以事类为六卷”；之所以制题曰“小集”，是因为樊晃知道杜甫之子宗文、宗武“漂寓江陵”，因此期待“求其正集”六十卷，“续当论次”（樊晃《杜工部小集序》）。

　　还有一重公案需要表出，即在唐人的观念中，家集不仅因诗文而表征家学文脉，更因其存留先人手泽的“宗器”属性而被子孙守护珍藏。可以说，别集的家族属性形塑了唐集的某些文献特性，如避讳、附录家族谱系等，每一个特征都与唐代文化传统和风尚紧密相关。宋人王得臣在《麈史》中提出：“古人凡著文集，其末多载系世次一篇，此亦子长、孟坚叙传之比也。”宋人距离唐代未远，论断每多发覆之处。唐代皮日休自编《皮子文薮》之序曰“《皮子世录》著之于后，亦《太史公自序》之意也”，与王得臣的《麈史》若合符契，而“载系世次”这一做法恰是家集宗族属性的题中应有之义。

　　唐人家集的卷轴写本，很多时候会在家族后人间代代传承，甚至到了宋代才被裔孙出以问世。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李推官披沙集》六卷”曰：“唐李咸用撰，其八世孙兼孟达居宛陵，亦能诗，尝为台州，出其家集，求杨诚斋作序。”这也启示我们，考察唐人所编唐集的家集属性，需要兼顾宋代文献的记载，并在文本细读中离析哪些属性是唐卷本初就有的，哪些属性是宋代层累附加的。

　　揭示体例特征

　　六朝别集在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一些相对稳定的体例特点，包括通例与变例。唐人编唐集时，对这些体例（如先赋后诗）有所继承，也适时新创了一些体例。尽管唐集没有像明清别集那样专列一篇凡例对编集理念进行说明，但察其序跋目次，辅以各文集之间的平行比勘，仍可对其进行归纳和概括。例如，六朝别集中通常附载他人的往来赠答诗和书信，“先成为次”。唐人自编文集，有的沿承这一体例，有的则只是在诗题中记述来诗题目（如元稹和白居易、刘禹锡和柳宗元的诗题）而不载原诗，有的则摘来诗之句附为子注，还有的干脆另编一部酬唱集（如皮日休、陆龟蒙的唱和诗集《松陵集》），从中不难看到唐人编集体例的创新之处。

　　与此同时，和宋以后刻本文集影响下编集体例的规范化不同，唐人编唐集独具一些自由化的体例特点，像《诗经》体的编集方式、“子集之变”脉络中唐集对子书体例的借鉴等，皆有待进一步研究。“子集之变”最早由刘咸炘在《辞派图》中提出，是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随着子书在中古的式微，文集到唐代渐渐承担起士大夫“成一家之言”的理想，并将子书的理念和体例融会其中。在“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章学诚语）的局面下，唐人便在自编文集中寄寓子书理想，如皮日休《皮子文薮》之序仿照中古子书“自叙传”，刘蜕自编别集名《文泉子》且仿效子书分内、外、杂篇，皆呈现了典型的子书特点。

　　从唐人编唐集的具体个案中，更能看出写卷本时代唐集编次的体例自由。以某一篇具体的诗文而言，唐人集中便有两存之例。魏颢《李翰林集序》曰：“文有差互者两举之。”王琦注曰：“两举之，谓两存之。”（王琦《李太白全集》卷三十一）今见李白集中，《凤凰曲》与《凤台曲》是同一作品，因内容略异而两存。到宋人理董唐集时，这一体例还偶有借鉴沿承者，如乾道元年（1165）叶桯刊《柳河东集》，其《重刊柳文后叙》称“凡编次之殽乱、字画之讹误，悉厘正之。独词旨有互见旁出者，两存之”。等到进入近世，编集者或择善而从，或以意酌定，尊重文本原貌的两存之例便不复可见了。对唐集两存之例的探讨，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传世文集中大量的异文现象。

　　与两存之例相近似的，是编集的细大不捐。王士源在为孟浩然编集时，采取了“诗或缺逸未成，而制思清美，及他人酬赠，咸录次而不弃”（王士源《孟浩然集序》）的办法，这可以归纳为“编集存残篇+并载”的体例。我们可以想象，在写卷本时代，唐集原本中存留残篇的情况是很常见的。那么，唐人在编集时如何予以整理润色使之不显得残缺，此点颇有探讨的必要。其实不止唐集，历代文献在传承过程中，残篇往往被后人根据己意补足。因此，在研读唐集时，也需要留心今天所看到的定本的衍生过程。

　　唐人编唐集的某些体例，有时会涉及文学文献之外的文学史、文体学层面的问题。卢藏用编的《故陈子昂遗集》，卷一《修竹篇》之前以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书》充作《修竹篇》的诗序，这一现象颇值得关注。众所周知，在唐人交游过程中，多有寄书兼附诗作之例，书信内容会对诗歌的背景或本事有所申说。卢藏用的编次启示我们，以内容相关联为编排原则，很可能合于唐人“诗、书并投”的书启制度。再者，这种“以书充序”的做法，会造成书体、序体之间的文体变动乃至迁移，白居易《和梦游春诗一百韵·并序》《和微之诗二十三首·并序》、元稹《献荥阳公诗五十韵·并启》等皆可在此视域下得到阐释。

　　展现文本生成过程

　　唐集在唐代编撰生成的过程中，人（文集理念与集部目录学思想）、事（编集方法与具体操作）、例（唐集文本体例与文献制度）三要素同时发挥着重要作用。唐人对“集部”的理解，深刻影响着其唐集编撰理念的形成；唐代文集编撰理念、方法、体例的演进，又影响着“集部”这一文献门类在唐代的文本形态。因此，探究唐人编唐集问题，不仅需要从现存唐集内部去抽绎，还需从人、事、例维度走向更广阔的唐集书写现场和历史情境，考察篇、卷、集的动态生成图景，从而提炼出全新的问题意识。

　　唐代的集部文献，无论是单篇还是文集，在生成的最初阶段都有具体的因缘、情境乃至效用。换句话说，唐人的诗文写作，往往有明确的、现实的用途。与之相伴生的，便是单篇、专卷在结集之前，有诗板、诗碑、诗卷等多样化的物质载体。既往研究多关注唐集诗文自身的文本性、文学性，但对诗文的物质性不够重视。实际上，回到唐人诗文撰作现场及其历史情境中便可发现，物质载体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诗文的书写、格式、体例等多重要素。这种研究视角的转换，或许不会只局限于研究材料的拓展、具体考证的商榷、个别理论的纠偏等方面，还可能涉及问题意识、研究范式的更新。例如，从唐诗“寄题”入手，可以梳理名胜题诗的文献生成次第，探讨不同载体诗文之间以及题诗与堂室记、序之间的文体互动，进而理解唐集诗题的加长，很重要的原因便是唐诗在物质载体上呈现时，需要有叙事性文本对诗作的缘起、本事加以记录。通过研究唐诗石刻文献可发现，唐人凡于寺观亭台题诗，往往在诗前详述作诗背景，在这个阶段他们并不制题；但当此类单篇收入别集时，原本作为诗歌副文本的叙述文字便被当作诗题，从而助推了诗歌长题的发展。

　　此外，倘欲研究唐代文学文献的文本形态，可能需要改变以往对单部唐集进行历时性垂直研究的范式，选取唐人编唐集这一共时性横切面的新视角，同时关注这一横切面内部具有近似文本形态的微型切面，由文本形态勾勒文本现象，由文本现象导出对其背后文学社会学层面的追问。因此，对唐人编唐集文本形态的研究，需要走出纯文本解析的老路，将考查范围推广到写卷、版刻、书抄、墓志、诗碑、诗板、瓷器等多重载体上来。

　　近现代以来，学界关于唐集的认识，其文献基础很多是流传到今天已经变貌的“宋型化”“明型化”唐集文本，因此不少研究结论虽然看起来板上钉钉，却有再反思的余地。近年来，唐代的文学与文献研究，已经进入唐写本和宋刻本唐集的文集体例、文本形态、文献生成等层面，学界对唐集的透视也越来越深入：不但对唐集从写卷本到宋刻本、明清整理本的抄写和刊刻流变进行深度呈现，也开始关注唐宋、明清等不同时期因编集理念、编撰方法及体例、文献载体转化导致的唐集文本变貌，并对学术史上诸多成说进行再思考。如果深入唐人“现时现地”的别集编撰过程之中，观澜索源，观风察俗，便可能对唐集的家集属性、文集体例、文本形态有新的认识。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中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