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拉维是非洲东南部国家，因其气候宜人，四季如春，人民性格淳朴热情而被誉为非洲的“温暖之心”。与大多数非洲国家一样，马拉维也曾沦为英属殖民地。在被殖民期间，马拉维人民开始被迫接触英语、学习英语、应用英语，通过对本土口头文学的发展与创造，逐步形成了富有民族特色的英语文学。1968年，马拉维政府将本土语言奇契瓦语和英语正式列为官方语言，由此也奠定了奇契瓦语文学和英语文学在马拉维并存发展的基础。马拉维尽管在英语文学的发展繁荣程度上远不及南非、尼日利亚、肯尼亚等非洲英语文学创作大国，但在其特殊的社会发展、政治历史及经济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其英语文学亦有着异彩纷呈的独特之处。作为非洲文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马拉维文学与其他非洲国家的文学交相辉映，共同折射出非洲人民丰富多样的物质和精神生活。

　　马拉维英语文学发展历程

　　马拉维英语文学自19世纪末发轫至今，已走过了百年历程。在这一发展过程中，马拉维涌现了一大批优秀作家，如异邦流散小说家莱格森·卡伊拉、大卫·鲁巴迪里和保尔·泽勒扎等，本土小说家奥伯利·卡青维、詹姆斯·恩戈贝、提图·班达和蒂德·坎昆多等，享有国际盛名的诗人杰克·马潘杰和弗兰克·奇帕苏拉等，剧作家杜·奇希扎以及马拉维家喻户晓的学者型作家斯蒂夫·奇蒙博等，但相比其他非洲英语文学大国，马拉维作家在文学创作中的辛勤耕耘却甚少得到中国读者和学者的关注，甚至连马拉维这一国家的名字也鲜少为普通民众所知晓。

　　马拉维的英语文学发展可大致分为三个时期：19世纪末至1964年的文学萌芽期、1964年至1994年班达时代的文学野蛮生长期、1994年以后进入后班达时代的文学缓慢发展期。

　　从19世纪末起，马拉维处在被英国殖民时期，本土作家在从口头传统中汲取养料的同时，开始模仿英国文学，形成了最初的马拉维英语文学。马拉维这一时期的出版社非常少，当时仅有的几家出版社均由传教士成立。传教士只允许当地作家撰写那些有利于传教的主题，比如基督教与异教、恶与善、黑暗与光明等，从而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文学的发展。马拉维作家萨缪尔·约瑟亚·恩塔拉所著的《非洲之子》（Man of Africa，1933）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这本传记式小说讲述了男主人公恩冬多从恶转善的一生。作者通过书写恩冬多的奇幻梦境来达到揭示罪恶、教育普通读者的社会效用。

　　1964年7月6日，马拉维在第一任总统黑斯廷斯·卡穆祖·班达的带领下迎来独立。班达在马拉维独立不久后便宣布自己为终身总统。在班达高压统治马拉维的三十年里，国内政治气氛压抑，文学创作主题在这一阶段受到了一定限制。不过，也恰恰是在这一时期，得益于国内的工业发展，印刷业兴起，马拉维在文学创作上也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惊人力量。一部分作家成了流散作家，而另一部分作家则留在国内，创作出主题含蓄但文学技巧日益成熟的文学作品。马拉维英语文学在这一阶段呈现出强韧的发展势头，催化了这一时期马拉维经典英语文学作品的诞生。

　　1994年之后，随着班达政府倒台，马拉维进入了民主多党制时代。野蛮生长的马拉维英语文学在这一时期进入了相对缓慢的发展期。经历班达时代的老一代作家仍笔耕不辍，坚持创作，而新一代作家也试图从旧文学的框架中跳脱出来，书写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如身份认知、性别歧视、教育、健康等，对文学主题和文体进行了广泛尝试。后班达时代的马拉维英语文学目前主要呈现出三个重要特征：一是得益于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印刷条件得到更大提升，作品长度由短变长，长篇小说和诗歌数量有所增加；二是青年作家在小说的题材和文体方面进行了广泛的实验性尝试，尤其是在推想小说中取得重要进展；三是作品呈现出选集化趋势，如出现大量短篇小说集、诗歌集和戏剧集等，群体性创作趋势明显。这一阶段的文学发展仍处在变化之中，有待我们进一步关注和考察。

　　班达时代的文学主题

　　班达统治马拉维的三十年被称为“班达时代”。在此期间，艺术工作者因出版活动受到束缚不但失去了用以糊口的收入来源，还要整日担惊受怕。但正是在班达高压统治的这三十年间，马拉维英语文学却绝处逢生，野蛮生长，散发出一股强韧的气息。这一时代的阶段性特征也为这些经典作品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20世纪60年代初，马拉维刚独立不久，便迎来了三位重要英语小说家的长篇小说。奥伯利·卡青维的《绝非易事》、大卫·鲁巴迪里的《没有彩礼的新娘》以及莱格森·卡伊拉的《金戈拉》在海外陆续发表。这些小说是独立之初马拉维民族主义高涨的产物，共同呈现出“积极斗争”的文学主题。不论是在殖民期间以传统对抗西方现代性，还是人民为国家独立运动而作的斗争，抑或独立后对后殖民所作的持续抗争等，这些主题无一不反映了马拉维人民在这一时期对于殖民问题的思考。

　　20世纪70年代初，班达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政权，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加强对人民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管控，高压的政治环境迫使许多知识分子流亡海外。莱格森·卡伊拉的《公务员》《被拘留者》和坎亚玛·丘姆的《非洲大洪水》三部作品是这一时期的经典代表作品，展现的是异邦流散小说家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思想与情怀。书写民族面临的苦难，抒发自我的压抑情绪成为这一阶段马拉维文学的主旋律。

　　到了20世纪80年代，得益于国内各项经济事业的蓬勃兴起，尤其是印刷产业的大力发展，马拉维文学作品的出版数量在这一阶段激增。本土作家通过创作寻找国家出路，为经济发展带来的各项社会问题寻求解决方案。在这一时期，戴尼斯·姆帕索创作的教会系列小说，如《为了教会的利益谋杀》和《棺材里的猪》等，对非洲传统宗教与西方宗教如何和谐共处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提图·班达的婚姻小说如《赛可妮得解决方案》和《强烈反对》则希望通过提高女性对爱情婚姻的自主意识，扬弃传统婚姻中的糟粕习俗来达到改革社会的目的。蒂德·坎昆多的儿童小说，如《湖之子》等则关注到城市发展过程中儿童的健康成长与良好教育对国家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这些作品展现了马拉维作家对现代国家发展的积极思考。

　　20世纪90年代的马拉维文学见证了班达时代的式微。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詹姆斯·恩戈贝、艾迪森·姆皮纳和保尔·泽勒扎等以其各自的代表作《咸味的甘蔗》《通向死亡卑贱的路》和《闷烧的木炭》分别向他们所信仰的事物发出了召唤之声。詹姆斯·恩戈贝不仅对知识分子发出了疾呼，让他们警醒自我，摆脱自身的懦弱性，同时也呼吁那些仍被蒙蔽和陷入精神困境的人民从班达神话中苏醒过来，看清社会生活的苦难现实。艾迪森·姆皮纳则将未来希望寄托于基督教，呼吁用宗教信仰来拯救受到资本主义蛊惑而遭到精神异化的民众。保尔·泽勒扎通过对罢工的描写以及对监狱内非人生活的揭露，呼吁民众觉醒。与此同时，他也看到了独立以后资本主义甚嚣尘上对非洲国家民主发展的破坏性，强烈呼唤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呼唤新生成为这一阶段马拉维文学的重要主题，展现了马拉维作家对国家未来的美好期待。

　　班达时代已经成为历史，但经历过班达时代的老一代作家仍然在书写着班达时代的故事，对后班达时代的年轻作家有着持续且深远的影响。班达时代的文学成就令人瞩目，要了解马拉维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这一时期的经典文学作品将是非洲文学研究者无法绕开的重要一章。

　　增进中马人文交流

　　马拉维是中国在非洲“一带一路”建设的积极和重要参与者。2023年6月29日，马拉维共和国驻长沙领事馆开馆。至此，中马两国已在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农业和人道主义援助等方面完成了许多里程碑式的合作。2023年8月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期间会见了马拉维总统查克维拉。中马双方均坚定表示将不断深化友谊与合作，推动中马关系不断取得新的发展。我国与马拉维在基础设施建设、双边贸易、教育和医疗等合作领域有了长足发展，但对马拉维的传统艺术、文学文化等方面却了解甚少。

　　2023年是我国与马拉维正式建交的第16个年头。加快对马拉维的全面了解，尤其是对文学和艺术文化领域的认识，不仅有助于促进两国的商贸往来、技术合作及其他各项交往，加快在教育、旅游、文化等方面展开更多的互利共赢合作，同时也能促使两国之间进行更高层次的精神文明交流，真正实现文化文明交流互鉴。随着中马关系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两国交往过程中面临的人文挑战。例如，《援外医疗工作中构建医患共同体的实践及思考——以中国（陕西）第八批援马拉维医疗队为例》一文从医患共同体的角度出发，对中国援外医疗工作者在马拉维医疗援助过程中遇到的挑战做出了思考。文中特别提出，文化、语言、信仰、价值理念等诸多不同，使得援外医疗工作中的医患沟通更具挑战性。在教育援助方面，《中国对非职业教育援助与合作研究》一文特别强调了加强中非人文交流可以有效增进双方民众的了解和互信，促进民心相通。了解马拉维当地文化对于我国在马拉维顺利进行援助、投资与合作等方面非常重要。在此背景下，阅读马拉维文学能够为我们了解马拉维当地的风土人情打开一扇窗户，也能为我国与马拉维友好交往提供润滑剂。

　　当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尤为重要。中国能够深入地与非洲大陆之间进行文学、文化和文明互鉴以及在各领域展开和平、和睦与和谐的合作交流显得弥足珍贵，也对中非人民团结一致，共进共荣尤为重要。了解非洲文化与历史的整体共性固然重要，但通过国别个案研究，认识到不同非洲国家之间姹紫嫣红的文化差异，能让我们在与具体对象国的现实人文交往中更加游刃有余。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非洲英语文学史”（19ZDA29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话语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