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以记载人物言论而著称，随着先秦史官的传史方式由“言事分立”到“言事相兼”的转化，逐渐衍生出事语体等次生态文体。“事语”的出现，改变了先秦史传文献的性质，使史传文献演变为文学叙事。

　　“事语”的生成

　　《汉书·艺文志》用“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来说明《春秋》《尚书》的生成，有一定的道理，不过它只是解释《春秋》《尚书》的形成。刘知几指出《尚书》是记言，《春秋》是记事，而《左传》呈现“言事相兼”的特征，实际上，《左传》综合了《尚书》与《春秋》两种文体。刘氏认为这三部文献的差异是由不同的传史方式引起的，这种不同具体表现为“言事分立”与“言事相兼”的区别。

　　“言事分立”的传史方式造就记言文献与记事文献，而“言事相兼”则使“言”与“事”交融在一起，导致“事语”的出现。《左传》的形成尽管与“言事相兼”相关，但“言事相兼”的传史方式并不始于《左传》，这是需要注意的。

　　“事语”的类型及其特征

　　“言事分立”与“言事相兼”深刻影响史传文献的文体特征。《春秋》是“右史记事”的产物，只记录结果，而不重过程。比如《春秋》隐公元年载“郑伯克段于鄢”，只记录郑庄公与共叔段之间矛盾的结果，对于矛盾的过程并没有说明。记言传统下的《国语》《战国策》，包括《左传》，呈现出不同于《春秋》的叙事风貌。记言文本涉及对事件的过程性叙述，特别是“事语”，由于追求过程性而使情节“故事化”，甚至“虚饰化”。“事语”不仅丰富了过程性叙述，而且也完善了人物形象的建构，使史传文献走向文学文本。先秦“语体”包括篇章语体与专书语体，“事语”属于篇章语体。从专书角度来看，“事语”既可与“国别体”混合，也可与编年体混合，“事语”与编年体混合主要体现在《左传》上。

　　“事语”比起单纯的记事文献与记言文献更能使叙事趋向完满，但在《左传》中，“事语”还要受编年体的制约。编年体按照时间顺序来编辑事件，事件有时又并非在一年之内结束。按照编年体的原则，整个事件会根据实际情况被分编在各年之中。比如秦晋殽之战，《春秋》将它编入僖公三十三年，因为此事件的结果发生在该年。但《左传》根据实际进程，将殽之战分编在僖公三十二年、三十三年两年之中。至于殽之战的后续事件，更是连载于鲁文公元年、二年、三年。要了解殽之战的全过程，就必须翻阅这五年的记载。因此，对于《左传》，既要看到因采用言事相兼而复原事件过程的叙事优势，又要看到“事语”受编年体制约而导致的不足。《左传》叙事应特别注意“事语”的虚饰。虚饰是指对事件或其中的部分事实进行想象性描写。比如“烛之武退秦师”的说辞，烛之武夜缒出城不可能有史官相伴，这段对话只能由烛之武本人事后转述，或者是史官据其大概敷衍，可见这段说辞有虚饰的成分。“国别体”虽然大抵遵循时间编排的原则，但其时间是松散的，因此，“事语”在“国别体”中极为自由，也更能展现其叙事的优势。

　　由于“事”与“语”之间的组合非常灵活，“事语”内部包括言显事隐、言隐事显及言事并重三种形态。“言显事隐”主要表现为以记言为重点，记事则处于辅助地位，是对“言”的一种印证、补充。这种文本在《国语》《论语》中较常见，《战国策》中也有。比如《周语上》载周穆王准备讨伐犬戎，祭公谋父从“先王耀德不观兵”出发，强调以德服人，不可滥用武力；接着从“五服”制的角度说明犬戎没有违背“终王”之制。可惜穆王没有接受劝告，结果是“荒服者不至”。这则记载有起因，有经过，也有结果。但整个事件的起因与结果所占分量并不突出，占据主导的是祭公谋父的谏言。

　　“言隐事显”着重载录的是事件，所记之言大都出于从属地位，发挥引导事件发展的作用，或只是对事件的补充式评论。《秦策一》叙述商君从魏国逃往秦国，秦孝公让他担任相国。商君治理秦国，秦国变得强大起来，但是商君过于苛刻严峻。秦孝公去世之后，其子惠王听从他人之言，车裂商君。这个文本主要叙述商君变法治国的事迹，他人之言只推动事件的发展。

　　“言事并重”不同于前两种类型之处就是“言”与“事”之间虽然也存在互相说明，但主要是融合在一起共同推动故事的演进。譬如《晋语五》载晋灵公很暴虐，赵宣子多次进谏，引起灵公的不满，于是派遣鉏麑去暗杀宣子。这段文字由两段叙事与一段记言构成，鉏麑的话既是对赵宣子的评价，也是为了引出后面的故事情节。可以说，“言事并重”的形态反映史官在“言”与“事”的技巧处理上相当娴熟。这种情况在《战国策》中更为常见，比如《秦策》载秦国想要讨伐齐国，可是担心楚国帮助齐国，于是秦惠王找张仪商量。张仪设计离间齐楚同盟关系，之后秦国大败楚国。这一过程的叙述，完全借助“言”与“事”的配合来完成。

　　从过程性到情节性和故事性

　　《国语》的篇章文体有两个较突出的特征：一是大量编录谏辞；二是呈现“三段式”结构。比如《国语上》载恭王灭密，“恭王游于泾上，密康公从，有三女奔之”叙述事件的缘起，接着载录密康公之母的规谏，最后记录后果。这段文字情节脉络很清晰，可视为一个“小故事”。这种“三段式”也见于《战国策》，比如东周想种水稻，西周却不肯放水，东周很忧虑。苏子游说西周君，使其同意放水，苏子也得到两国的赏金。这个文本有起因、经过与结果，呈现“三段式”特征。《国语》“三段式”文本可归于“言显事隐”，《战国策》除具备“三段式”特征外，还出现新的变化，比如《西周策》载楚国围攻韩国，韩国向西周征兵调粮，西周君很忧虑。西周君向苏代寻求帮助，苏代拜见韩国的相国公中，劝说公中将高都送给西周，以换取西周的归顺。公中接受苏代的建议，楚军也放弃攻取雍氏。整个文本有关事件的叙述是完整的，特别是过程部分由两次对话构成，使情节变得曲折。

　　《国语》存在比较出色的故事化叙事，如骊姬乱晋、勾践灭吴等。《晋语一》及《晋语二》共有6则与骊姬有关的材料，这些材料展现出更为复杂的情节，将骊姬乱晋的过程完整地勾勒出来。《战国策》中这样的例证就更多了，《秦策》“苏秦始将连横”一开始就载录苏秦大段说辞，极尽夸张、排比之能事。可惜惠王并未接受他的主张，苏秦的愿望因此受阻。接下来叙述苏秦的惨状，特别是家人对他的冷漠。在这种情形下，苏秦的斗志也由此激发出来，文中说他“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踵”。正是凭借这种毅力与精神，经过一年的苦读，游说赵王成功。苏秦再接再厉，约纵散横，使山东“诸侯相亲，贤于兄弟”，而此前拒绝他的秦国则备受压制。此时的苏秦准备游说楚王，路过家乡洛阳，“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正是这种对比，苏秦不由生发感慨，文章也由此结束。这篇文章尽管没有完整叙述苏秦的一生，但通过几个典型情节，采取“言事相兼”的方式，生动描绘了苏秦的冷暖人生。整体言之，《左传》采取言事相兼是为了还原历史事件的过程，《国语》“三段式”文本补述结果是为了印证“违礼”行为的后果。《战国策》的“事语”更善于营造“故事化”，使文本情节更加曲折，人物形象也更加鲜明。因此，《战国策》中的“事语”不仅已经非常成熟，而且也更富有文学性。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语》文献集成与研究”（19ZDA251）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湖州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