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文学缘情绮靡、体物浏亮的特征，因符合现代纯文学观念而得到重视，被视为文学自觉过程的重要一环。但如果从人伦的角度进行考察，似更能准确把握西晋文学的特质，一言以蔽之曰“人伦文学”，这个特质也确定了它在中古文学史上作为界碑的位置。
对皇权、礼制的颂美
西晋文学人伦特质的首要体现是对皇权、礼制的颂美，这是当时文学的一大主题。讴歌皇权以左思的《三都赋》为典型。《三都赋》曰：“惟庸蜀与鸲鹊同窠，句吴与蛙黾同穴”“或魋髻而左言，或镂肤而缵发”，视吴、蜀为鸟兽夷狄。该赋以“日不双丽，世不两帝，天经地纬，理有大归”作结，结尾处之所以要贬抑吴蜀而伸张魏，无非因为西晋政权由禅代曹魏而来，自然必须以魏为正统。西晋文人对礼制的颂美颇为热衷，相关作品主要有两类：一是歌颂元会、乡饮酒、释奠诸种礼仪的赋颂作品；二是在礼仪中和乐而唱的乐府歌诗，主体是傅玄、张华、荀勖、成公绥的四厢乐歌、鼓吹乐歌和鞞舞歌诗等。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有两点：一是皇权与礼制两者密不可分。西晋在礼制上的划时代成就是五礼制度的创立及实践，五礼制度取代两汉的“超《士礼》制度”，其核心是以君权为中心而非两汉礼制的以宗权为中心，以君臣、严格的等级秩序来展开各种关系（梁满仓《魏晋南北朝五礼制度考论》）。傅玄认为当时的礼制建设“礼虽旧制，其教惟新”，“惟新”的最主要一点就是对皇权的强化。二是文学作品对礼制的颂美也就是对皇权的颂美。因为礼制体现了君主专制制度下皇帝自身的属性，体现了以皇权专制为核心的“彝伦攸叙”的社会秩序。因此，不能泛泛地将这些作品视为宫廷文学，它们与南朝充满士族生活情调和审美趣味的宫廷文学有着本质的不同。
对隐遁出世思想的批判
儒家伦理纲常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正常永久之道，不能也不应逃避，反对脱离家庭、社会和国家的生活，西晋文学也是如此。例如挚虞、束晳通过模拟“远游”系列作品，非议此类作品所宣扬的高蹈出世思想。挚虞的《思游赋》是一种反模拟，赋中批评怵迫之徒“遂弃彝伦，轻举远游”，赋末又自表“修中和兮崇彝伦”的心迹。束晳的《近游赋》则是对屈原《远游》的戏拟。屈原的《远游》及其大量拟作都以一种宏大的宇宙视角反衬人世间的渺小卑琐，作者役使种种鬼神、珍禽异兽组成仪仗队，畅游宇宙六合，拜会天帝神灵。但束晳《近游赋》的世界则完全不同，在《近游赋》中，作者只是一个乡野隐士，骑着一头老牛，拉着破破烂烂的车子，所游的地方不过是距离房舍仅百步的菜园，所接触的邻居也都是一些衣冠不整的粗人，但作者对这样的现实世界兴致勃勃，“朅徘徊而近游”。束晳通过这种滑稽模拟的形式，对“悲时俗之迫阨兮，愿轻举而远游”者进行嘲弄。此外，他的《读书赋》写贫士于陋室诵读诗书之乐，《饼赋》详尽地写了诸种面食，《劝农赋》写官吏对贫民的盘剥，《贫家赋》写贫民挣扎于温饱线上的辛酸。相对于“远游”而言，束晳认为卑微琐碎的日常生活也有值得欣赏、留恋之处。对于表面高蹈隐逸而实则利欲熏心者给予更直接、更尖锐批评的是嵇含，他的《吊庄文》当面批判权贵王粹“沉沦名利，身尚帝女，连耀三光，有出无处”。
西晋的遁世作品所占比例远比想象中小，在这些为数不多的隐遁作品中，其主旨也未必在隐。左思《招隐诗》（其二）的主旨，诚如钱锺书所言：“明言待价而贾，非枯槁于岩穴者，苟相荐引，不耻小官”（《管锥编》）。张协的10首《杂诗》，除第1首写闺怨外，大体抒写诗人于乱世中进退两难的矛盾心境。潘岳的《闲居赋》应是西晋抒写隐逸情趣最著名的作品了，但其内涵实际与后世的隐逸作品迥异。赋的前半部分铺陈了作为国家礼乐教化象征的三雍（灵台、明堂、辟雍），以及皇帝在三雍中举行祭天、祭祖、养老等倡导孝悌的礼仪，接着又写“两学”（太学、国子学）以见国家教学之盛。赋的后半部分写家人于园内修禊游宴之乐，正是对儒家“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的形象诠释。这篇赋的核心思想是宣传礼乐孝悌，也是辞赋“体国经野”政教功能的体现，与后世所着意强调的“饮水茹蔬”“泉石膏肓，烟霞痼疾”大不相同。
对人伦秩序压抑之情的抒发
人伦秩序问题在古代是事关人生价值及其实现状况的首要问题，也是古代文学的恒久命题，而它在西晋文学中第一次获得充分表现。对人伦秩序压抑之情，西晋文人的抒发方式主要有四种：一是试图通过歌颂皇权而获知遇，左思的《三都赋》、潘岳的《籍田赋》等皆是代表作。二是委婉地抒发怀才不遇之愤，有时兼有求有力者引荐之意。例如，嵇含作《困热赋》，因生活条件简陋而感叹“并天而寒暑殊，同世而忧乐异”，作《孤黍赋》感慨自己如孤黍般“寄身非所，自取凋枯”。用比兴手法含蓄抒愤兼求荐引的作品，如《文选》“赠答诗”类所收司马彪的《赠山涛》、傅咸的《赠何劭王济》、郭泰机的《答傅咸》等。三是对压抑不公作尖锐批判。当时的九品中正制、官爵买卖造成大量“英俊沉下僚”，一系列愤世嫉俗之作并时而起，左思的《咏史》、夏侯湛的《抵疑》、鲁褒的《钱神论》、王沈的《释时论》、杜嵩的《任子春秋》、蔡洪的《孤奋论》、张载的《榷论》皆疾时之作。特别是仲长敖的《核性赋》痛斥人性之恶，即便主张人性恶最为彻底的韩非也无此激励。四是彻底蔑视、否定人伦秩序网络，并提供另外的代替性价值。如果说张协的《杂诗》所表达的养真、固穷思想还是旧传统的话，那么左思的“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岂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则代表着新境界。前者以豪迈气概否定了人伦秩序的价值，后者则提供了另外的代替选项——对自然山水的审美与哲悟。比较这四种方式，可以明显地看到西晋文学对曹魏文学的继承和拓展。建安十六年以后，尤其是曹丕、曹睿两朝，颂美皇权成为文学的主流，甚至一向作为建安风骨代表的曹植，也是本时期最大的雅颂作家。这种颂美到西晋时期则达至顶峰。而愤世嫉俗及彻底否定人伦秩序基本则是西晋文学的创新。
西晋的人伦文学并非仅有抽象道德规范的说教，也有对伦理情感体验、文采的自觉认识和追求。陆机言“诗缘情以绮靡”，“情”的具体内涵，无论就陆机本人的作品还是整个西晋文学的总体情况而言，指的都是人伦情感。《世说新语·文学》记载的二则诗歌逸事也可资参证。潘岳评夏侯湛的《周诗》“非徒温雅，乃别见孝悌之性”，重视文辞的“温雅”美和孝悌道德情感。孙楚作《除妇服诗》，王济评曰“未知文生于情，情生于文”，这是情文相生；又评曰“览之凄然，增伉俪之重”，这是情礼相生，寓义于情。这样的审美追求，总体上是以儒家尽善尽美、文质彬彬为标准的。
概括地说，西晋文学的特质在于其人伦内涵及形式的绮靡精工。这两方面都是对汉魏文学的继承和拓展，即沈约所言的既能“缀平台之逸响，采南皮之高韵”，又能“律异班贾，体变曹王”（《宋书·谢灵运传论》）。西晋文学又与东晋南朝文学被划分为两个不同的文学史阶段。东晋南朝的文学表现更多的是山水、品物、隐逸、哲学、宗教等超人伦的内容，审美也由追求“镂金错采”转向“清水芙蓉”的美感。西晋文学可以作为中古文学史的一块界碑。
（作者系广西民族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