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刚在《百年〈文选〉学研究回顾与展望》一文提出，应当“建立《文选》文献学”。他认为，《文选》学自唐初建立以来，积累的文献资料十分丰富，当下学者对《文选》学史和历代研究成果的清理未尽全力，“应该更大规模地进行资料建设，如汇编历代《文选》学研究文选、历代《文选》学名著集成，影印《文选》写抄本、重要刻本、批校、评点本，编撰《文选学史》，这些工作势在必行，为《文选》学的深入开展奠定坚实的文献基础”。

　　作为一门千年专门之学，《文选》学的产生和研究，一直是客观存在着文献学的层面的。当代研究中，傅刚《文选版本研究》第一次把版本学的研究方法纳入《文选》学系统研究中。在其后的很长一段时期，从文献学视角观照宋元刻本和早期写本《文选》的专论日益增多。但与之相对的明清时期《文选》学的研究，却略显单调和单薄。目前，明清时段的研究成果更多地还是集中于《文选》的文学性阐发，从文献学层面进行系统观照的文章和论著乏善可陈。有鉴于此，本文试图概述明清《文选》学研究的现状，全面论述对此段进行文献学观照的必要性和时代条件，并系统阐述基于“文献学”视野的明清《文选》学研究方法和基本理路，进一步拓展明清《文选》学研究的视野，全面丰富《文选》学研究的内涵。

　　明清《文选》学研究的现状

　　范志新《文选版本论稿》《文选版本撷英》是较早全面调查明清《文选》版本的专著，内容言简意赅，很有启发性。二书编纂的缘由是，因偶读蒋镜寰《文选书录述要》，萌生搜集汇编历代《文选》版刻，编辑《书影》，佐以简要叙录的想法。《文选版本论稿》一书集中于有关各书版本的考证，分为版刻和写本两编。其所附《文选》版刻年表，涵盖历代二百二十七种版本，对考察《文选》版刻源流极为有益。《文选版本撷英》则配以各时期书影，对选学正变之轨迹了若指掌。应该说，这两部书给《文选》学尤其是明清刻本《文选》的版本目录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惜的是后继乏人，没有人沿此途径继续深入。徐华《历代选学文献综录》出版后，又为我们基本梳理清楚了明清时期《文选》学研究著作的概貌。据其所录，明代广续类、考证类、评注类、辞章类、丛编类的选学版本和著作76种，清代更有188种，二者相加，总计260余种。由于该书主要是著录和简单提要，所以并未对所录各书进行深入探讨。但与范书一样，能够为明清《文选》学研究提供翔实的目录学基础。

　　明清《文选》学研究形成专书的，先后有王书才《明清文选学述评》、赵俊玲《文选评点研究》、王小婷《清代文选学研究》、郝倖仔《明代文选学研究》以及拙著《清人批校本文选研究》（待刊）。就一部《文选》学专著进行专门研究的，有郭宝军《胡克家文选研究》，其余则多集中为学位论文。成果不可谓不多，但通过阅读这些专著和论文可发现，大部分学者的关注点集中在一个时段或一个学者的“《文选》学”成就，或是更多关注其由《文选》而来的文学观点。从文献学角度包括目录、版本、校勘等去系统地考察明清时期《文选》学的，屈指可数。这对于存世的近300种明清《文选》学专著和数以百计的《文选》批校本而言，显然是用力不足的。

　　文献学观照的必要性

　　有学者认为《文选》是一部文学总集，《文选》的研究要回归文学作品本身。这一点当然没错。但是，如上所述，《文选》学作为一门学问，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伴随着文献学的客观特征而存在的。这是我们提倡《文选》学的研究必须重视文献学视角的原因。最为重要的是，若不从文献学层面搞清楚明清时期的《文选》刻本、选学著作和批校本，要深入研究明清《文选》学特征、《文选》学与彼时文学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是举步维艰的。

　　明代《文选》的刊刻和评点，堪称时代特色。析言之，则有很多细微处尚未研究清楚。以张凤翼《文选纂注》为例。张凤翼（1527—1613），字伯起，长洲（今苏州）人，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举人，但屡试不第。在万历五年（1577）第四次落榜后，已经年过半百的他终于绝意仕途。张凤翼编纂刊刻书籍，主要目的是卖书谋生。

　　万历八年，张凤翼编成《文选纂注》，采辑诸家注释《文选》之说，颇有助于举业。但是对于这样一部部头不小的书，当时他自己无力刊刻，在《与徐侍读公望书》中说：“特以《文选》注多纰，复僭为纂辑，今已及十之八矣。第脱稿既乏人，而登梓又乏力，只恐徒矻矻耳。”除了缺乏资金，“脱稿既乏人”这句话似乎也透露出一点明末编纂校勘一部大书时，有些人是有团队、有组织的，并不一定是一人所为。这也恰好可以回应明末一些士人著述既多且丰的状况，是一条值得特别注意的文献。

　　后来，张凤翼通过沈懋学帮忙，在吴县县令傅光宅的资助下将此书刊刻。其《与沈修撰君典书》云：“《文选》之刻，籍阁下吹嘘，二令君极有捐奉助梓之意……吴县君为遣吏督役，俾先期而完，其德浓于资助，皆阁下赐矣。”《文选纂注》一经刊刻，张凤翼便将其送往北京、广东等地推销，初刻问世不久，即风行天下，翻刻、重订之本层出不穷，超过十种之多，很快形成了“纂注”评点本的系列，也形成了其对有清一代《文选》批校的独特影响力（参见何朝晖《晚明士人与商业出版》）。从现存数量和诸家批校所用底本的情况看，这个版本系统的刻印流传所产生的影响，仅次于汲古阁本。

　　然而，《文选纂注》自身的版本刻印问题尚且含混不清，如其所用底本是哪个？初刻之本的明显标志是版心下方有刻工“顾子愚”的名字，后印本则不见了，进一步细致深入的考察，更是无人涉及（参见范志新《文选版本撷英》）。由此衍生出的整个系统之间的关系，自是无从谈起。

　　汲古阁本也是如此，不但明末清初与《文选纂注》在《文选》的传播与阅读中并驾齐驱，还成为清代最重要的版本系统之一。这一版本系统包括汲古阁原本、康熙二十五年（1686）钱士谧重修本、乾隆二十七年（1762）杨氏儒缨堂重修本、清位素堂重修本，等等。及至汲古阁本翻刻系列的形成，海录轩本的翻刻盗版成风，都是非常复杂的版刻形态，其研究空间甚为可观。

　　此外，明清及民国时期诸家批校本至少存世140多种。何焯的批校存在不同时期的不同面貌，这点从后世流传较广的《义门读书记·文选》、海录轩刻本《何义门评文选》和于光华辑《文选集评》三者中何焯评点的不同可以证明。那么，何焯批校的最早样貌如何？最全面的又是怎样？将何焯与俞瑒、钱陆灿等人的批校叠加在一起之后，我们该如何通过早中晚期不同的批校本厘清真正的“何批”？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研究。

　　具体方法和研究理路

　　明清《文选》学研究中加强文献学层面的观照，笔者认为起码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

　　首先，完善明清《文选》学目录提要的编纂。上文已经提及，范志新、徐华在前辈学人的基础上，通过广泛调查和研究，在《文选》版本、著作目录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二者书内“提要”的文字较为简略，只能满足一般读者初步了解的需求。如果要再进一步，则需更为细致的梳理，如编纂“明代《文选》刻本叙录与研究”“清代《文选》刻本叙录与研究”“明清选学著作叙录”“批校本《文选》知见录”（拙著，待刊）等专题叙录和研究著作。以此而上，明清文集、笔记中的《文选》资料编纂（刘锋已经收集汇编了一些），更具有难度和挑战性。

　　其次，加强重要版本系统和重要选学著作的版本学研究。从版本学角度来说，作为集部之祖，明清时期重要的《文选》刻本，都值得有专论进行深入研究，搞清楚每个刻本的底本来源、刊刻修版情况、翻刻及衍生影响。重要的版本族群，如“文选纂注系统”“汲古阁本系统”“海录轩本系统”“胡克家本系统”“文选集评系统”等，则需要更为全面的投入。作为某个系统的开创者，例如胡克家，不但刻印《文选》，还刻印了《资治通鉴》等，在清代图书出版史上可以占据一席之地，然而至今没有人为其编纂《年谱》。本着知人论世的原则，笔者正在指导学生编纂《胡克家年谱》。

　　明清时期260多种选学著作，得到专门研究的不足10%。如果结合《文选》学著作进行版本学研究，一定会比单纯的为版本而版本的研究更有趣味，自然也会产生更多相关成果。前不久，我在复旦大学石祥老师处见到了一册许嘉德批校本的许巽行《文选笔记》，经石老师介绍，匆匆翻阅之下，发现这个书虽然是残册，但是太重要了。我们现在见到的许巽行《文选笔记》，基本上是光绪年间许嘉德所刻八卷本，不知此前尚有六卷本刻本存世。该残册恰恰是其早期刻六卷本，而字里行间、天头地脚为许嘉德多所勾抹补益，所补如八卷本跋语所言，多为其曾祖许巽行所未见之材料。这些改动恰恰反映在了八卷本中，残册的出现，可以让我们窥知许嘉德校订修改《文选笔记》过程之痕迹，对八卷本的成书及祖孙二人的工作在其中所占的比例等，都会产生新的认识。这样的可供研究的选学著作案例，当不在少数。

　　最后，加快《文选》专题数据库建设，依托数字人文新手段，深化《文选》学的校勘研究。我们比明清人幸运的地方，就是拥有了新的技术手段。近年来，随着众多《文选》版本、研究著作的影印和图书馆古籍图像的陆续公布，《文选》基本的版本、著作资料已经比较容易获取。但是，由于没有专题的数据库和分析平台，《文选》研究似乎较少享受到新手段带来的便利。如果我们能够建成比较完备的《文选》专题数据平台，则可以通过文献知识的结构化，运用版本比勘、“远读”等手段，最大限度地将善注还原。

　　此外，在前辈学者已经完成的《文选旧注辑存》《文选汇校汇注》等大型集成式著作基础上，我们可以借助AI的力量，解决过去难以想象的版本研究难题，包括历代注释、批校的梳理和比对，自然会事半功倍。

　　要之，只有在明清《文选》学研究中加强文献学观照，才能切实将明清《文选》学成果厘清，将其注释、评点的特点分析透彻。唯其如此，我们才能撰写出比较完备的“明代《文选》学史”和“清代《文选》学史”。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