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来，东方外交史研究在国内兴起和发展，已成为一个颇具规模的学术活动。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它都是当前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在具体行动上的深入展开，是对“西方中心论”和既有外交史编纂模式的超越，典型地反映出中国文化建设经过改革开放几十年历程后，向更高层次发展跃进的崭新趋势与时代动向。

　　西方外交史编纂模式的缺陷与弊端

　　长期以来，西方人撰写的外交史（包括世界史）基本上都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以欧洲的视角观察世界，把外交史写成西方文明向外传播的历史，把东方国家的外交作为西方外交的点缀，不能反映人类历史的整体结构与全貌，许多方面存在重大缺陷与弊端。西方人写的外交史看不到非西方国家的存在，欧洲外交史代替了世界外交史。这种编纂模式对各国影响很大。我们强调超越欧洲中心论，并不是泛泛地或不着边际地讨论，而是有针对性地指出它的缺陷与弊端，从而实现历史性跨越，完成东方外交史学科的构建任务。

　　在“西方中心论”的主导下，外交史呈现的多是政治外交史，对于政治以外的其他重大经济、科技、人员往来活动关注不够，对于同时期国家间的横向联系关注不多。在外交史撰写方面，西方学者以欧美外交为出发点，是建立在“欧洲中心论”基础之上的，忽略了东方国家悠久的外交活动与首创精神。

　　在外交史体系、框架、内涵、应用理论和发展主线等方面，“西方中心论”者撰写的外交史著作也存在显著弊端。传统的外交史著作基本上是对历史事件的记述，缺乏整体性的理论分析，或沉溺于事件的记述而失之于对事件的质疑，或偏重于对个人的臧否而疏于对重大外交事件的深层考察。这样的外交史著作视野狭窄，涉及的领域有限，史观上反映出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这样的史观显然不符合今天世界形势的发展。在弄清“西方中心论”的危害之后，主宰东方外交史编纂的核心是建立新体系，构建不同于以往的新的表达形态。

　　构建新的东方外交史学科体系

　　构建中国的东方外交史学科体系，首先要彻底清算“西方中心论”的影响。我们反对的是“西方中心论”，一切以西方为中心，把其他国家视为“化外之地”的狭隘世界观、利益观与价值观。这种狭隘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学者不满，即使在西方也有学者对这样的史观提出批评。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先生早在1949年出版的《世界通史》中就旗帜鲜明地反对“西欧中心论”，强调世界史是整个人类的历史，欧洲不过是世界史的一部分，不能只突出欧洲的作用；最近二三十年，中国史学界也开展过反对“欧洲中心论”的讨论，已经取得了不小成效，今天也经常有这样的文章出现，表明中国学者在进行正本清源、廓清历史迷雾的艰辛努力。

　　创建具有本土资源、使用东方史观的外交史学科，必须从源头上清算外来的不利影响，作出顶层设计，在学科体系、学科定位、主要内容、发展主线、应用理论上进行全面构建，把学科建设提到国家崛起急需文化建设的高度。任何一个学科的建立与范式兴起，都是以国家社会发展作为深层次原动力的，如果没有国家发展的需要，就不会有学科和学术的发展。东方外交史研究也是如此。社会发展需要理论的支持，有时候理论需要走在社会发展的前面，发挥理论先导作用。国际交往的有益经验需要总结，社会发展需要从人类历史经验中获得不断进步的力量。

　　半个多世纪以来，东方社会发展已经引起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面对东方国家的发展，西方学者对东方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也是不曾预见到的，甚至是缺乏心理准备的。西方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认识经历了“崩溃论”“怀疑论”再到今天“威胁论”的转变，说明他们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俯视东方了。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的崛起，是当今国际关系中的大事，是继8000年前发生农业革命，200年前发生工业革命之后发生的又一次深刻的社会革命，其深度与广度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对于东方国家发生的空前变革，西方经典的经济学理论、现代化理论以及世界体系论等，都无法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显示出西方理论的短板，而理论缺乏的地方正是需要创新的地方。细察当今中国社会发生的空前变革，政治、经济发展对世界的影响，可以看到中国需要大规模的文化建设，以同飞速发展的国际社会保持同步。

　　东方外交史学科体系建设的重大意义

　　推进国家稳定发展与长治久安，文化建设极为重要。学科建设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凝聚新的精神力量，诞生具有新鲜活力与巨大时代感召力的理论体系，是我国文化建设的努力方向。

　　东方外交史研究已经取得了初步成就，不仅探讨了历史上的重大问题，形成对学科体系、框架、内涵、发展主线及时空范围的清晰看法，以研讨会为平台，联合国内外同行专家整体推进了学科体系建设，推出了一系列相关研究成果，打破了学术禁区，填补了学术空白，展现了中国学术前所未有的新格局。更为重要的是突破了“西方中心论”的樊篱，对东方历史上的重大问题予以关注，从搜罗排比材料走向对重大理论问题的探索，从墨守成说走向对问题的系统把握与深层次考察，从简单的叙事定性走向对规律的阐释与把握，真正体现了学术研究中的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在探索中完成学科体系构建。

　　东方外交史研究及其学科建设是在东方本土资源与立场上的自觉行动，凝聚了时代力量与现实需要，避免了旧史“重实证、轻理论，多感悟、少逻辑”的弊端。各国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也是文化软实力的竞争。从国家发展对学科建设的重大需求而言，东方外交史已经从过去的狭隘偏枯、陈腐僵化的理论框架中走出来，开辟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以全新的面孔出现在了中国的史坛上。从东方外交史学科构建中可以追寻到学者的共识与时代精神，从而映现出我国学术发展的基本轨迹。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