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蕙孙（1909—1996），谱名厚滋，字佩韦，祖籍江苏镇江，是晚清甲骨文的发现者之一、《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嫡孙，甲骨文研究的开创者、近代著名学者罗振玉的外孙，20世纪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金石学家、古文字学家、文化史家，福建师范大学教授。

　　宗缘硕学，受业名师

　　辛亥革命后，刘蕙孙与其父母一起随外祖父罗振玉寓居日本京都。其间，罗振玉以学者的身份得到了京都大学的关照。当时，日本学术界知名的东方学教授，如内藤虎郎、狩野直喜、铃木虎雄等人，经常到罗家与罗振玉、王国维等人讨论学术问题。因刘蕙孙是罗的外孙，且天资聪颖，为长辈所珍爱，所以也常常静静地坐在外祖父的身旁。虽然年纪尚小，听不懂所讨论的学术问题，但是那种恬静严肃的学术氛围，已在他幼小的心灵深处留下了最初的印象。据他后来回忆：教他学会第一句日本语“早安”的人，就是当时常到罗家旁听学习，后来成为京都大学教育总长的羽田亨教授。

　　1915年，罗振玉由日本回国，刘蕙孙仍随住外祖父家。先由罗振玉教认了一些字，读了二、三行的《三字经》，算是开了蒙。次年，罗振玉又亲自请回了一位擅长桐城古文的安定先生，教他作文。

　　1931年，刘蕙孙考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研究生，师从著名的金石学与考古学家马衡教授，专攻金石考古之学，在甲骨、钟鼎及各种古器物的研究方面，奠定了深厚的根基。而后又得到了沈兼士、胡适、刘半农、熊十力等著名学者各种方式的指教。1935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学习毕业后，由沈兼士介绍，任北平研究院历史所编辑，在著名史学家顾颉刚的指导下，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其间，因精通日文，日本汉学家来北平访问顾颉刚，交流学术，就多由他担任翻译。久而久之，不仅学识大为开阔，而且也与日本汉学界建立了频繁的学术联系。1937年初，由顾颉刚提议，刘蕙孙出任冀察古迹考察团团长，组织开展冀察田野考古工作。七七事变发生后，北平研究院被迫南迁昆明，冀察古迹考察团亦自行解散，成员各奔东西，他则滞留北京。这些经历为他日后的教学与科研活动，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抗战时期，刘蕙孙开始转入教育界工作，先后任私立北平中国大学国学系讲师、副教授，辅仁大学史学系讲师，燕京大学国文系讲师，杭州三江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等。其间共开设主讲了“中国文学史”“中国通史”“文学概论”“作诗法”“陶（渊明）、谢（灵运）诗研究”“《周礼·考工记》研究”“金石学”“佛典文学”“外国汉学研究”“日语”等课程。

　　1951年，由顾颉刚推荐，刘蕙孙来到福建工作。历任福建师范学院史地系副教授、历史系教授。

　　诲人不倦，立言弘博

　　刘蕙孙教授从教五十多年，共开设过30多门课，足见其知识涵盖面之广。凡是有机会聆听过他讲课的人，无不为他的学贯古今、讲述生动而啧啧称道。到晚年时，由于高度近视，几近失明。虽坚持上课，但无法板书，偶尔为之，也只能在鼻尖几乎贴着黑板的情况下完成。因此，他晚年上课，以讲授为主。常常是低沉的带着江苏口音，半闭着眼睛，慢慢点头吟诵着一段段的《周易》《左传》《史记》《说文解字》等有关内容，其博闻强识，令人惊叹，被誉为“活卡片”。尤其是讲授“先秦史”“古文字学”“史料学”“中国文化史”等课程，更是如数家珍，滔滔不绝，且时有诙谐幽默之语，使学生们能在不知不觉中感悟受益，是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之一。

　　人们常说：治学者不一定教学，但教学者，一定要治学。因为“教然后知困”，“知困然后能自强也”。综观刘蕙孙教授的一生，正是在数十年教学的过程中，博览群书，潜心研讨，遍涉了考古、金石、历史、文学、哲学、文化学、经济学以及部分自然科学等范畴，取得了令海内外瞩目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在先秦史、金石考古、古文字学、《周易》及太谷学派研究等方面，造诣最深。他在自编的《刘蕙孙学术论著目录提要》“写在前面”的话中曾这样写道：“我一生基本以教书为业，除去为朋友代课教过3个月中学外，其他均在大专院校误人子弟。在旧社会， 要吃饭就得多教书，多开课，故而拉得很广，文、史、哲、经济都有沾边。这样当然不能深入，为有条件的专家学者所不取，但有弊必有利。因为牵涉面广，就有机会互相印证，因彼及此，往往也看到专家所看不到的问题。在教课中，往往有一得之愚，也就把它写成文字。一年写几篇，几十年也就凑了不少。虽不一定对，但都有一些自己的看法。”虽多谦逊之辞，实多切其实际。他的一生，共撰写出版了9部专著，发表了130多篇论文。其学术建树，可主要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1）先秦史和古文字学的研究。刘蕙孙教授擅长利用甲骨文和金石学的材料治史证史。如《司徒、司土与司社——与日本神户大学文学院院长伊藤道智教授商榷》一文，根据甲骨文，考定了商周司徒之官，最初仅是掌管公社事务的官，而不是管理土地的官。《宗周和成周》一文，则提出“成”字在古文字中，是由一把斧头和一个据点所合成。成周的“成”字，当是“武装的根据地”之义。罗振玉所解释的甲骨文“城”字， 当为“垣”字之误。1984年，该文在《人文杂志》上发表后，被当年的《中国史学年鉴》评为：“一篇具有独特见解的杰作”。

　　（2）哲学思想史的研究。刘蕙孙教授对于《周易》的研究，既承家传，更有创获。自1943年他在《中德学志》发表了第一篇专门研《易》的论文——《易学象数别论初衍》后，共有10余篇的专论问世。特别是继承其父刘大绅先生未竟残稿《姑妄言之》而续成的《周易曲成》一书，有着完全不同于其他研《易》者的解《易》方法。该书侧重于《周易》“蒙以养正”的作用，提出读《易》之方，“首当辨先后天”，应该用王弼“得义忘象，得象忘言”的办法去探寻其本义，卦象爻辞，密切结合，相互发明，以达到“曲成万物而不遗”的目的。另有《〈周易·序卦传〉爻象变化规律之试绎》一文，仍以就言寻象，就象求意，曲成求其规律的方法，《周易》序卦次第问题贯通了。这是《周易》研究史上的一大突破，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此外，对于清代太谷学派的研究，因为他的祖父和父亲均是太谷学派的高足，所以他童而习闻，趋庭有得。又数十年搜集、研读学派遗书，对太谷之学颇多发明。在所撰《清嘉、道、咸间民间思想的暗流——周太谷与太谷学派》等一系列的论文中，率先提出了：太谷学派的思想是清代后期儒家思想在民间的一股暗流；太谷学派的“圣功”学说，就是孔子所说的“性”与“天道”；太谷学派把解决身心性命的“内圣”之学，寓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之中，是辩证地结合了儒家所讲求的“内圣”与“外王”的关系；以及太谷学派把佛、道诸家以出世了生死的消极主张，变成了入世为人类服务的积极主张等观点，均得到了海内外学术界同行的高度评价和关注。

　　（3）文学和文化史方面。文史兼治，是老一代学者的优良传统。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他任教于北平中国大学时，就专门讲授过文学史的课程。其间撰写出版的《中国文学史钞》一书，曾蜚声文坛一时。60年代，又陆续发表《名园忆旧——〈红楼梦〉的荣国府与宁国府》《〈西游记〉的历史背景》等文。80年代，编撰出版了《铁云诗存标注》和《铁云先生年谱长编》，为学术界全方位研究刘鹗及其《老残游记》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史料。90年代，又相继出版了《中国文化史稿》《老残游记补篇》《老残游记外篇》《我与老残游记》等著作。其《中国文化史稿》，自成体系，涉及面广，以通史的体例，上溯原始社会，下迄明清时期，举凡历代的科学技术、政治制度、社会生活、学术思想、宗教信仰、文学史学、书画艺术，以至中华传统文化与域外文化的融汇、冲突与交流等，均有明晰、生动的叙述和探讨。评论界认为：“此书是建国以来第一部系统的中国文化通史，也可以说是百年来继柳诒徵教授《中国文化史》的第二部力作。”李约瑟博士收到赠书后，对该书也作了很高的评价。该书于1994年荣获第二届福建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上述以外，刘蕙孙教授还精于书法与篆刻。甲骨、金文、隶篆、楷书、行书，无不上笔，风格别具。学术研究之余，尤感兴趣吟诗填词，涵养性情。自编诗集，凡数百首。诗作自然天成，重在真情，有太谷学人之遗风。

　　一代学人，山高水长

　　1996年2月8日晚，刘蕙孙教授在伏案工作之时，突发脑溢血，溘然昏睡在案前的座椅上。3月20日，乘鹤西归， 与世长辞。文星陨落，梁摧栋折，海内外学界，为之震悼。张岱年教授唁函云：“刘蕙孙教授学识渊博，著作宏富，对于文史之学有重要贡献。方期寿臻期颐，今遽尔病逝，实为学术界一大损失。”德国汉学家屈汉斯教授唁函称：“刘老师不仅在学术上是一位真正的榜样，而且他的慈祥和宽容在今天的世界里也是难得和可贵的。刘老师对社会和学术的贡献太多了……如今，他离开了我们，使我和国外的汉学界伤心。”日本学者樽本照雄教授的悼文曰：“刘蕙孙在《老残游记》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无论哪一项都极其重要，都为这一领域研究者所不可或缺。他的研究成果跨越了国界，不仅对中国，而且也对我们日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诸此，的确是代表了海内外学界的心声。

　　刘蕙孙教授晚年常语：自古人生最大的苦恼，就是消逝的悲哀。孔子总是圣人了，仍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的感叹。太谷学派继承儒家“内圣外王”之学，将解决身心性命的功行，寓于“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中。刘蕙孙教授虽未正式拜从过太谷学派，但一生之行事，则无不以太谷学派的思想为圭臬。他谦和儒雅，安贫乐道，从教近六十年，春风化雨，桃李成林。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