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大的这四年，之所以是北大的黄金时代，还因为院系调整之后不久，原来散在不同大学的学者专家都相对集中了起来。就西语系而言，全国在西方语言与文史方面最优秀的学者几乎都集中到了北大，如朱光潜、钱锺书、冯至、卞之琳、潘家洵、杨周翰、盛澄华、陈占元、闻家驷、吴兴华、杨绛（杨季康）、罗大冈、吴达元、郭麟阁、田德望、赵韶雄、张谷若、李赋宁、钱学熙……名家荟萃，简直就构成了繁星闪耀的景观。面对着他们，我的人生理想与目标也非常明确了，那就是要成名成家，成为像他们那样的人。
明确了方向与理想，下面就是努力努力再努力了。这四年又恰逢国家的一个良好的发展阶段，“向科学进军”是那个时期的最强音。同学们一个个都在文化知识的道路上赛跑，都怀有为文化事业献身出力的志愿，学习气氛很浓。我在四年级时之所以被吸纳入党，是我的学习表现、勤奋学习的精神给我加了分。因为，我从二年级开始，就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但我没有中途辍学，而是带病学习，还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大概是这种坚强精神得到了党组织的赞赏。
正是在这样一个“黄金时代”，我开始了我的“科班学艺”。西语系师资条件是非常优越的，每门课的讲授者几乎无不是名师大家。一年级为我们打法语基础的，一是法语语法的权威吴达元，一是法语语音学的权威齐香。吴达元曾获法国博士学位，是北大有高学历的名师，他的专著《法语语法》是国内高校的权威教科书，他的语法课堪称教学工作的“精品”，解说明晓，条理分明，指导同学操练十分得法，对学生严格，严师出高徒，这就给我们打下了坚实的法语语法基础。齐香是游学海外多年的学者，法语语音学与法兰西谈吐艺术是她的所长，她发音之准确，语调之优美，即使是法国人也深感钦佩。跟着他们两位当助手的则是年轻教师桂裕芳，也就是后来译有《追忆似水年华》与《变》的著名翻译家。有他们三位每天对我们进行法语强度训练，我们也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二年级至四年级，法语主打课是精读，读的全是原汁原味的法国文学名著中的经典篇章，授课的是三位对法国语言文学有专精修养的资深教授：李慰慈、李锡祖与郭麟阁。李慰慈的讲课以细腻深入见长，特别能加深学生对原著原文的深透理解。李锡祖是一位令我难忘的老师，他的幽默、他对同学的亲和态度与他天马行空的讲课，使我觉得他在骨子里最具有“法兰西风格”，虽然他老穿一身不起眼的布料中山装。李老师长于词汇学，每讲一个词，他总远远地从词根讲起，直讲到由此而来的种种结构上形态上的变化、延伸以及时代历史所增添的内容，如此根茎蔓延，枝叶恣长，一个个词就成了一簇簇文化景观，深令青年学子受用。郭麟阁则学养深厚，绝活多多。他写得一手典雅的法文，他用法文写过一本《法国文学简史》，可惜时运不济，迟迟未能出版，出版后又影响不大。他的移译本领也甚是了得，他善于把中国的成语译成法文，北大西语系的《汉法成语词典》就是在他的主持下编写出来的。他在课堂上还有一绝，就是能随口背诵出法国古典主义名剧中大段大段的韵文篇章，其记忆力与学识功底使我深感叹服。
在这些专业课教师中，郭先生是我比较熟悉的一位。他不仅学问好，而且人品值得敬仰。他生活极为简朴，总是穿一身布衣，而且胸前有时还有点污迹。他对同学极为平易近人，毫无架子与派头。他是我最敬仰的一个师长，也是我在北大时就有近接触的师长。我曾到他家拜访过他，他家里堆满了法语原文书籍。书房也并非窗明几净，庭院也没什么修整，倒是有点零乱荒芜。他待人很亲切，不止一次留我这个学生在他家吃饭。我觉得跟他很投缘，毕业之后还经常去看望他，也听他讲过一些肺腑之言。他主编的《汉法成语词典》出版后，送给了我一本，题词竟然是这么写的：“鸣九学兄指正”，对此我羞愧难当，无地自容。同时，我更加深切感受到了他虚怀若谷、谦谦君子的风度与不同凡俗的人格力量。
专业法语课始终是重中之重，除了主打的精读课外，到了三、四年级又增加了泛读课与翻译课。精读课以提高同学们准确的外语理解力与精微的语言修养为目的；而泛读课则是培养与锻炼同学们快速的阅读能力，当然所读的全是有一定难度的文学原著，而且愈到后来愈难。教这门课的是法国语言文学界的资深教授曾觉之，他以渊博的文史学识见长。翻译课专门培养与锻炼学生的翻译能力与技艺，先后由陈占元与盛澄华两位教授分别执教。陈占元是中国翻译界的元老，曾参与鲁迅与茅盾创办的中国第一家文学翻译杂志《译文》的工作，早就有不少译作问世；盛澄华则是研究法国作家纪德的著名专家，是卓有业绩的译者与研究者，在法国文学界以富有才情、成名甚早、风流倜傥而闻名。
既然是以培养外国语言文学的教学人才与研究人才为目标，西语系的教学设置中当然有很大一部分文学史专业课程。文学史课程从一年级就开始有了，一直贯穿到四年级，前两年是全系各专业都要学的欧洲文学史课程，讲授者是李赋宁教授；后两年则是各专业自己的国别文学史课程，我们法文专业学的是法国文学史，授课老师是闻家驷。李赋宁与闻家驷都是西语系的名教授，享有很高的声誉，李赋宁既是造诣精深的英美文学学者，又对整个欧洲各国文学有广博的修养，他毕生最主要的学术成就是他所主编的三卷本《欧洲文学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半个多世纪里，这要算外国文学研究领域里最令人瞩目的一部学术巨制了。闻家驷作为西语系资深教授的名声，似乎不及他作为闻一多之胞弟的名声那么大，他后来则以雨果诗歌的译者与《红与黑》的译者而享有盛誉。他们两位都是高水平的文学史教授，讲课很是精彩，叙述准确，评论中肯，剖析精到，立论稳当，颇有经典论述之风。同样是为了给学生打下专业文学史的基础，还设有另一门课程，那是陈占元教授的巴尔扎克专论，安排在四年级，每周有两节课，把巴尔扎克这位法国人引以为傲的作家置于“显微镜”下加以考察与评析。由于陈占元曾游学巴黎多年，在法兰西文学氛围里浸染已久，学养深厚，他的视点、评叙、材料与阐释都透出法国文学原汁原味的自然气息。这三门课都是我当时特别感兴趣的，我学得也很用心，也很努力，这对我多年后的工作肯定是有影响的。在今天看来，我毕竟在编撰法国文学史方面还算得上取得了成就，我应该感谢我的先师、先行者对我的启蒙与授业。
在系主任冯至的领导下，当时的西语系为了培养出一批批过硬的人文学科人才，让他们既有国别语言文学精良的专业水平，又具有广泛的文史学科基础与修养，以真正能胜任研究和教学工作，的确在课程的设置上下足了功夫，至少是做出了最全面、最周到的安排，似乎是要在把这批学生送出校门之前，使他们真正“武装到牙齿”。除了以上专业课程外，还设置了不少配合性、补充性的课程。首先，文学的产生与发展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框架里进行的，因此，历史不可不学，不仅要学各专业语言文化所在国的历史，如法国史，而且还要学中国历史，这大概是为了防止西语系的学生产生“言必称希腊”甚至“崇洋媚外”的倾向。再者，不同的文化是需要加以对照比较的，特别是从事外国语言文化研究的人，面对外国的语言文化，需要有本民族的文化知识与文化意识，为此就要学中国文学史，特别是“五四”以后的中国新文学史。还有，在中国从事中外文化交流工作，必须提高自己本民族的语言文化的修养与技能，因此，打好汉语写作能力的坚实基础至关重要，汉语写作、汉语修辞课程的设置也就很必要了。总之，我们有幸享受了应有尽有的文史“大餐”的服务。为了将青年学子“喂大喂壮”，西语系不仅设置丰富如“满汉全席”般的“佳肴大餐”，而且让每一道“大餐”都由技艺高超的名师“掌勺”：中国现代文学史由王瑶讲授、汉语修辞写作由杨伯峻讲授、中国历史由田余庆讲授……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们就都已经是北大的著名教授了。
（本文摘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大家雅事”丛书之一《柳鸣九——法兰西文学的摆渡人》，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