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主”发展到今天，已演变成一种复杂多样的综合体，涵括了诸如多元民主理论、精英民主理论、保守主义民主理论、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等差异性极大的内容；而各个“民主国家”的政治制度之间也是差别明显。如何在复杂多样中理解、把握西方民主的局限性，不仅需要更深入的研究，也需要研究视角的丰富化。

　　关于西方民主的局限性，目前的研究一般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强调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层面对政治生活的根本性制约，二是对其广泛性和真实性的质疑。这种概括在总体上是成立的。因为，民主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服务于一定的经济基础，而政治民主，“归根到底，取决于该社会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私有制，这决定了它必然会以维护少数人的特殊利益为根本目的，也就使得西方国家的人民群众在行使政治民主权利的过程中会受到种种限制。因此，建立在不平等的经济关系之上的“平等的”政治权力无疑是不牢靠的。

　　指出这些要害是必要的，但还是不够的。对这些与人们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现象的分析和解释需要具体化，需要建立在确实能够与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实际运作情况相对接的基础之上。面对活生生的竞选、投票，活生生的辩论、集会，如果只是切中要害地谈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显然线条太粗，太过于“哲学”，难以帮助普通民众正确地认识问题。

　　那么，正确理解西方民主局限性的关键是什么？就是要具体化，要用社会科学的语言，而不仅仅是哲学化的语言来解释和阐述这个具体的政治问题。就西方民主的局限性问题而言，最关键的是要高度关注和清晰解释经济活动与政治活动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作用，特别是在这种决定作用和反作用中发挥具体作用的各个中间环节，讲清楚各个中间环节的具体作用。

　　复杂事物之间的联系肯定都是复杂的。私有制对西方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核心政治集团对国家经济生活的控制，都是通过一系列中间环节起作用的。这些中间环节有媒体、社团、学校、智库等，它们以公开或隐蔽的方式发挥着为垄断资本统治集团服务的作用。但对于它们的作用机制，公众以及专业人士都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

　　从法律条文和政府运行的角度看，西方国家的公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权利，“一人一票”，国家领导人和议会的选举是竞争性的，很多国家还直接选举国家或政府领导人。但是，这并不等于国家的权力真正属于人民。

　　在西方国家，媒体常常被称为“第四权”，它们通过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方式，通过铺天盖地的舆论攻势和对社会心理潜移默化的渗透，全面而深入地影响着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影响着公众对国内外事务的判断，而公众又通过选票、民调方式等制约政治人物。而媒体的运作，尤其是大型传媒集团的背后，则离不开资本的支持与操控。这也意味着，不能将“民办”媒体简单化地看作代表民意的媒体。

　　类似的是学校，特别是西方的高等学校，不论是公立的还是民办的，都在政治与经济的相互作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日本前首相野田佳彦，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系，后入非常富有特色的松下政经塾学习。这在日本政治家中是很常规的经历。而松下政经塾是由松下幸之助先生创办，以培养政治和经营管理人才为主的学校，学生录取多通过互动交流的方式挑选产生，学生由此走入政界，或与议员等政治人物建立特别的关系。至于欧美国家，政府官员退休或离职后进入企业、学校任职，政、商、学之间流动的“旋转门”现象也极为普遍。

　　集团政治是传统的西方民主政治权力制约机制的补充和发展。包括重要智库在内的各种政治团体，从来都在西方政治舞台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尽管集团政治也可以成为劳动者阶级表达利益和要求的一种途径，比如工会，但归根结底，它们中相当部分还是有产者阶级的政治组织形式之一。政治与社会影响最大、对政府制约力最强的，还是“经团联”之类的以跨国公司为主要成员的“压力团体”。具体的集团利益满足的程度，要依集团的经济实力、组织规模等因素而定，而财政实力无疑是一项重要因素。它们最终服务的还是私有财产制度。

　　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搞了几百年，运行机制相对成熟，对在市场配置资源和社会处于开放环境的条件下组织政府和管理社会比较熟悉。它们善于把统治意图与行政管理、社会保障工作和人权事务等结合起来，精于对统治行为做“社会化处理”，很注意“说得很软”而在必要时“软硬结合”甚至是“做得很硬”。但从历史来源和性质看，它们的政治运行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相互制约的消极性。这种做法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一系列“官场病”的出现。二是崇尚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多中心主义。这种做法使西方国家经常处于局部危机的状态，其结果是劳动人民所享有的民主权利被扭曲，而“金钱民主”成为西方民主最突出的场景，“分权”和“制衡”也成为民主权利难以真正落实的借口。

　　现时代，传统的主要以国家机关之间相互制约和平衡的权力制约机制已经远远不能满足西方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随着历史的前进，特别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潜力和优势一定会愈发显现出来，“协商民主”和“全过程人民民主”都是大有可为的领域。在发展社会主义人民民主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防止社会组织和媒体建设的演进脱离党的领导的轨道，防止私人资本和外国资金在新闻采编播领域、在各种教育活动中、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交流中的不当作为，规避各种政治风险，保证我们的发展行稳致远。

　　（作者单位：天津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