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来，我们这些晚一辈的人，当面都称呼钱锺书、杨绛夫妇俩为“钱先生”“杨先生”，而背后则简称为“钱、杨”，但不论是哪个称呼，都充满敬意。

　　钱、杨两位先生分别生于1910年和1911年，比我年长二十多岁，是我的长辈。

　　我第一次知道钱锺书其名是20世纪50年代初我在湖南省立一中念高中的时候，时年十七八岁。那时，我在学校图书馆的开架书中，不止一次看到由开明书局出版的《谈艺录》，但当时我阅读的层次还没那么高，只觉得那书很古雅，也很深奥，因此，没有借阅它，失去了受启蒙的机会。后来上了北大，同宿舍上下铺的同班同学叫吕永祯，他上大学之前，就读过一些古书与深奥的书。记得大学二年级时的他早已经对老子的《道德经》甚为熟悉了，经常赞不绝口，他经常称赞的还有《谈艺录》，“学问大啦，学问大啦”，他总这么叹道。还特别有一叹：“旁征博引，外文材料真多！”要知道，外文系学子的崇拜往往更偏重对外国文化知识的崇拜。

　　1950年代我们这些大学生在求学之中颇有些“你追我赶”的心理，你看过的书，我一定要设法弄来一读，在他的影响之下，我总算读了一读《谈艺录》。果然是学识渊博，根底深厚，议论精微，令人感叹！可惜那时我事先订了一个庞大的课外阅读计划，要啃完《鲁迅全集》，并限期完成，因此，没有来得及仔细研读《谈艺录》，而这本书是必须潜下心来细嚼慢咽的。即便是粗读，《谈艺录》也足以形成我最初对学术的一个理念与生平的第一道学术标准，那便是“旁征博引”，如果再提纲挈领加以简单化、通俗化，那就成了“愈是引证得多，愈是学问大，愈是外文引证得多，学问就更大”。在这一简单化的学术标准理念指引下，自然很容易就建立起“钱锺书崇拜”，把钱锺书当作一个远处的目标，一个前进的方向。这种理念、这种崇拜一直贯彻在我早期的治学活动中。而不自量地“东施效颦”，则往往把自己弄得很苦。

　　记得我的第一次“东施效颦”是在大学高年级写论文的时候，导师是闻家驷教授，我选的题目是《论雨果的〈艾那尼〉》。心底里既有《谈艺录》为偶像，就不自量力欲小试牛刀，很想把论文写得“有点学问”，为此，便去把雨果的若干文艺理论找来读了读，那一次尽管是甚为初级的幼稚的“引证”，但也不失为一种有益的练习，而“立竿见影”的效果就是膨胀了论文的体积，正如雨果所嘲讽的那样，像一支军队补充了粮草辎重而显得声威大增，甚至引起了同班一位优等生的关注，以至于他“礼贤下士”地前来借阅参考。更值得我自己纪念的是，这次“治学之举”导致了我后来去翻译雨果的文艺理论，1980年代初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其最初的源头就是巍巍“钱山”麓下的一道涓涓细流。

　　我在北大当学生时期，钱锺书四十多岁，还没有出版他的皇皇巨著《管锥编》，他的著名小说《围城》也尚未再版，还未广为人知，那时他的名声远不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么大，而仅仅是以《谈艺录》而深得学子景仰的。不过，仅仅这一本书，就使得他在后生晚学心目中成为一把尺度、一个标准、一个偶像，人们不是崇拜他有体系与思辨能力，而是崇拜他掌握知识的非凡能力与他所掌握知识的巨大容量。试想，旁征博引，信手拈来，不是来自人所共知的经典读物，不是来自大路货的资料汇编，而是条条款款均来自书山文海的深处，这得找读多少书？这得有多快的读书速度？一步步走是不行的，必须是飞，但又必须是一步步走的，否则你如何能发现散落在小径边、丛薮里的一颗颗“思想钻石”与一丝丝历史文化的遗迹？寻觅到少数几颗、少数几丝或许并非不可能，但要像钱锺书那样有丰盛的发现与采撷，可就“难如上青天了”，这种难度只有干过这事的学子才有若干感受，行外人是很难体会到的。不言而喻，对旁征博引、对典故、对注脚的向往是学子的一种特殊的癖好，是学子常有的“学术崇拜”中的一项重要的内容，即使钱锺书的《谈艺录》在旁征博引方面还没有达到后来的《管锥编》那种程度，但也足以为青年学子提供一个顶礼膜拜的偶像。

　　出了大学后，我仍在“东施效颦”的路上走了好些时候，总要在自己的文章中力求达多少多少引证与注脚，虽为东施小技，与“西施”有天壤之别，但随着年龄的渐长、学力的渐增，此种“效颦”之举似稍成了一点气候。1963年我写《新小说剖析》一文时，为了用“充足的粮草”和“完备的辎重”以“壮大军威”，不惜泡在图书馆里，把《费加罗报》《文学新闻报》《法兰西文学报》《新批评》《欧罗巴》等五六种法文报纸杂志，逐年逐月逐日地普查了一个遍，结果在一篇25000字的文章里，做出了63条注脚引证（《世界文学》1963年第3期），这在当时的学林，也算得上是小小一景。不过，说老实话，模仿之路，效果并不好，我只顾使劲把从外国书刊上摘出的评论、引文一一设法安排在文章的各个部位，几乎就是用思路与文笔去串联这些材料，或者说是让自己的论述在一条条材料与引文之中蜿蜒伸展。

　　在我治学的早期阶段，这类故伎我可没少重演，又如：写一篇10000多字的《论拉法格的文学批评》时，塞进去53条注脚引文，写一篇20000多字的《论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关系》，则塞进去96条注脚引文。

　　在我见到钱锺书之前就已经形成的钱氏崇拜与“旁征博引”情结，的确使得我在早期治学中相当疲于奔命，日子一久，我就深感钱氏那种绝技是与他一目十行的阅读速度，过目不忘、博闻强记的天才记忆力分不开的，而这些天赋禀能是我所欠缺的。我要做到“旁征博引”，那么平时读书时就得一张张做卡片，把将来也许可引证的材料与见解抄下来，显然，这是脚步笨重地蹒跚而行了，结果弄得自己很累，于是，我逐渐悟出钱氏这门绝技我是学不到家的。而且我还深有所感：在文章写作过程中，如果一心想方设法去安排一条条材料与引文，势必妨碍思路的顺畅、文笔的流利、意旨的层层深入，把本来尚可保有的一点优势也都丧失殆尽。在认清了这点之后，自己就从原来的情结中解脱了一大步。加之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后，受到的历练是多方面的，营养来源也是多渠道的，数量多多的名士大儒并肩而立，精神风采，争艳斗胜，给人以多元的启迪与熏陶，这里有何其芳明晓透彻而又富有文采的说理；有蔡仪严密得令人折服的体系建构力与思辨能力；有李健吾的才气横溢与文思灵动；有卞之琳的精巧与细腻；有唐弢的平易近人中的深邃……走在这样的山阴道上，是令人应接不暇的。原来那种单打一的情结，自然缓解了不少，但在我心灵深处，钱氏的学贯中西与旁征博引始终代表着最高的学术境界，在自己的“作业”中，我也始终保持着对引证与材料的重视，因此，对我早期一部分理论文章，从没有人认为是“空头理论家的玩意儿”，因为有钱氏这碗酒垫底，毕竟就有了若干底气，总算最后得到了一个眼界甚高的评论家这样的评语：“柳某某的引证充足而适当。”

　　（本文摘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大家雅事”丛书之一《柳鸣九——法兰西文学的摆渡人》，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