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西方思潮逐渐传入中国并同中国传统文化猛烈碰撞，这两种文化的有机互动也推动了中国学术体系的转型。其时，不少中国学人在幼时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成年后又进入西方高等学府学习新的知识体系，这使他们同时具备了中国传统学人的思维模式和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胡适、陈寅恪、萧公权等都是这样的例子，著名的中国文学史和比较文学专家陈受颐也是这样一位学者。

　　出身传统经学世家又长期接受西式教育

　　陈受颐，1899年出生于广东番禺，其祖父是晚清岭南学术大家陈澧。陈澧一生热爱讲学著述，著有《东塾读书记》，钱穆在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曾提及此书。受家学传统的影响，陈受颐在幼时便已熟背古诗，又在家中长辈的指导下广泛阅读家中藏书，从而奠定了深厚的旧学修养。

　　1911年，12岁的陈受颐进入岭南学堂学习西学。1918 年，岭南学堂改名岭南大学，陈受颐便继续在岭南大学学习。在岭南大学学习期间，陈受颐专心学习西方文化知识，同时继续阅读中国文学经典。大学毕业后，陈受颐因成绩优异得以留校任教。在岭南大学任教期间，陈受颐和志同道合的文艺青年创办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文学旬刊》和广州文化研究会，推动了广东地区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由于出色的学术能力和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陈受颐在24岁那年被岭南大学聘为副教授，是当时中国最年轻的副教授之一。

　　1925年，陈受颐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比较文学博士学位，他是当时唯一在美国高校专修比较文学的中国学生。在芝加哥大学留学期间，陈受颐对近代东西方关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通过不懈努力，他掌握了英、法、德三种语言。1928年，陈受颐以毕业论文《18世纪中国对英国文化的影响》成功申请到博士学位。随后，他又在德国汉堡的一份刊物上以德文发表了学术论文，开始在国际学术界崭露头角。

　　任岭大中文系主任后主持北大历史系工作

　　1928年夏天，陈受颐回到母校岭南大学担任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兼教授，主持创办了后来在华南地区颇具影响力的学术刊物——《岭南学报》。他在《岭南学报》创刊号上所发表的《十八世纪欧洲文学里的赵氏孤儿》一文中考证了《赵氏孤儿》最早的法译者，指出18世纪欧洲作家在《赵氏孤儿》的译介中曾根据实际需要进行不同程度的改写，使其呈现出不同的内容与风格。随后，陈受颐又先后在《岭南学报》上发表了《〈好逑传〉之最早的欧译本》《鲁滨逊的中国文化观》《十八世纪欧洲之中国园林》等文章。

　　1931年9月，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决定每年给北京大学拨款20万元用于选聘研究讲座教授，先期聘文、理、法三学院研究讲座教授各5人。文学院第一批聘请5人为“研究教授”，陈受颐作为史学方面的学者入选。不过，他最初并不想离开自己学习生活许久的岭南大学。时任“中研院”历史所所长傅斯年几次致信陈受颐，开出600大洋的月薪仍未能打动他。最后，时任北大校长蒋梦麟许诺陈受颐除继续聘任教授之外，还将担任北大历史系主任。经过一番思虑，陈受颐最终接受了北京大学的邀请。

　　陈受颐主持北京大学历史系工作期间，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为学生开设了“西洋中古史”“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欧洲十八世纪史”“中欧文化接触史”等四门课程。除此之外，他还将北大校方每年为其提供的1500元设备费用于购置各种中外书籍杂志，充实了北大历史系的研究资料。在他主持北大历史系工作的六年时间里，北大历史系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孤悬海外心系祖国潜心育人专事学术

　　1936年夏天，陈受颐离开北京大学赴美休假一年。其间，他前往美国南加州波莫纳学院担任一学期的客座教授，又到加州圣马利诺的汉宁顿图书馆和华盛顿国会图书馆做了半年的科研工作。休假结束后，陈受颐取道上海返回北京（其时为北平）。当时，卢沟桥事变已经爆发，日军进占北京，北大校园也成为日军营地。北大师生先是在长沙同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的师生组建临时大学，不久之后又西迁至云南组建西南联合大学。

　　陈受颐本打算去云南同北大师生会合，但日军在中国战场步步紧逼，从上海去昆明又路途遥远，校方担心陈受颐的安危，极力劝阻他南下并主动延长其休假时间。考虑到复杂的形势，陈受颐只得重返美国。此后，陈受颐虽时时计划回国，都因种种原因未能成行。

　　陈受颐到美国后，先在夏威夷大学执教4年，在此期间与岭南大学时期的旧友陈荣捷教授共同创办了夏威夷大学东方研究所。后来，因其夫人肺疾加重，而夏威夷当地医疗条件有限，他决定接受波莫纳学院的聘约前往加利福尼亚州任教。波莫纳学院是美国最早开设亚洲课程的学校，陈受颐也是第一位在美国私立大学讲授汉学的中国学者。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直到1945年后才开始有讲授汉学的中国学者。陈受颐在波莫纳学院任教26年，在克莱蒙特研究生院指导研究生班14学年，培养了许多中国文化研究方面的学者。

　　在波莫纳学院任教期间，陈受颐完成了他最为重要的英文著作《中国文学史略》（Chinese Literature：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此前，英语学界虽然也有中国文学史研究方面的著作如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但陈受颐的《中国文学史略》是英语学界第一部由华裔学者写作的完整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作品，在海外汉学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陈受颐退休之后仍照常到自己的研究室工作，直至1977年逝世，其子嗣将其平生藏书以及书信全部捐赠给波莫纳学院东亚图书馆。

　　陈受颐先生一生从事中西比较文学研究，其学术生涯中所关注的18世纪欧洲与中国在文化上的相互影响、中国经典文学在欧洲的翻译和流传、中国人在西方文学中的形象等内容，都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他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同其经学世家的家庭背景和自幼所接受的西式教育密不可分，他的学术思想正是在这两种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中孕育而生的。陈受颐在中西文化交流和美国的汉学研究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治学之道仍是今日学人学习和借鉴的宝贵财富。

　　（本文系中宣部课题“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之策略研究”（WEH315200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