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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恩涌，著名地理学家和地理教育家。1927年11月6日出生，安徽凤阳县人。1942—1945年在蚌埠崇正中学读初中，1946—1949年在南京金陵大学附中读高中，1949年考取清华大学地学系地理组，1952年因院系调整转入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自然地理专业。1953年毕业留校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曾担任系秘书、系主任助理、副系主任、系主任、系党总支书记。于1994年4月退休。曾任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教育部地理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人文地理》杂志副主编等职。 

　　二月起始的第二天，王恩涌先生离开了我们。我在悲痛之余，追忆了许多王先生的学术往事，深知王恩涌先生对于中国地理学尤其文化地理学建设的重要性，也深知那一辈学者为国家建设作出的贡献。

　　今天，在学科“改换门庭”的浪潮中，地理学只停留在中学教学的角落，高等教育堂堂正正打出“地理学”字号的并不多，于是有了“地理学功成而身退”的说法。其实，地理学不仅有着曾经的辉煌，如今也没有“身退”。因为我们立足大地，头顶蓝天，过去、现在、今后，人类所有的活动都与地理相关。正因如此，地理学讨论的核心——人地关系，始终具有意义。然而，任何一个学科都有其发展的路径，中国地理学也是如此，把地理学从舶来品变为服务于国家建设、服务于民生的学科领域，王恩涌这一辈学者作出了一生的贡献，尽管岁月远去，他们的业绩仍然熠熠生辉。

　　王恩涌先生1949年入读清华大学地学系，1952年院系调整转入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地理学家。这一代学者自登上学术舞台就注定成为国家建设的主力军与学科发展的支柱。利用地理学服务国家建设成为王先生一生的追求。他在回忆中讲道，20世纪50年代初的清华大学，所有的工科院系都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国家建设中，到工厂，到矿山，而地理学能为国家做什么呢？一次植物学家侯学煜的报告深深打动了他，植物地理无疑能够服务农业。正是这个想法，使王恩涌先生毫不犹豫地走向植物地理的研究与教学行列。新中国成立带给所有人满腔热情，这时已经在北京大学留校任教的王先生更是如此。那时高校全面学习苏联的教育体系与教材，而他们这些年轻教师都是学英语出身，必须迅速学会俄文，他们的学习速度在今天看来几乎不可思议，就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不仅能够翻译原著，而且能将教材引入课堂。为国家建设服务，几乎是那一代学者追求的唯一目标，年轻时的王先生与同事、学生利用各种机会投身社会，努力将课堂的知识变为服务生产的举措。几十年过去了，王恩涌先生已经不再年轻，在他主管北京大学地理系工作时，始终将服务国家放在学科建设的首位。

　　王恩涌先生认为一个学科的发展不仅要与国家建设联为一体，还应拥有自己的核心问题。这一主张，不仅在他的著述中多次提及，也在多次谈话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作为一位地理学家，晚年对于历史文化有浓厚的兴趣。也许因为我从事历史地理研究，在我进入北京大学的三十多年中，几乎每隔一段时间，或是我去王先生家，或是王先生来办公室，或是在电话中，王恩涌先生在不间断的思考中，总会提出或想到各类问题，最初我是倾听者，后来意识到每一次谈话都是一次学习，所以会带上本子，将其中发人深省的观点记下来。

　　王恩涌先生认为地理学需要注重的核心问题是区位，任何一个时代的人类活动都不是孤立的，区域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反映的恰恰是这个地方的区域特征。王先生谈到的这一问题，乍听起来并不深奥，但是置身于地理学之中认真领悟，不仅会使许多问题获得答案，而且以此为核心建立的空间认识不再孤立。王恩涌先生谈到中国的运河，认为这是中国南北方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通道，而这份联系与依赖的背后，却是由南北两大区域自身特征决定的。无疑，这是一个睿智且带有地理学风格的见解。

　　王恩涌先生还谈到在人地关系中，人类对于环境存在生物适应与文化适应两种形式，生物适应是改变自己，这个过程漫长而缓慢；文化适应则是技术与工具的创造，随着时代的发展，由文化适应而导致的环境变化几乎可以在瞬间发生，工业革命、信息革命，我们目睹的一切都在其中，因此许多地方几乎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自然环境。为了说明这一问题，王先生提到了美国发明家惠特尼，他发明的标准件使工业产品的生产速度大幅度提升，不仅改变了南北战争的格局，也影响到当时乃至于后来的社会进程。王先生谈到历史与当代、西方与中国，将地理学的问题置于一个宏大的场域，这样的地理学绝不是简单的山在哪、水在哪，而是追溯过去、影响当下、面向未来的科学。

　　最后一次与王先生谈地理学问题，是在其五道口的家中，这一次谈的主要话题是战国时期七国的地理空间，王恩涌先生总说自己不善于读古人的著作，但他看问题却犀利而睿智，王先生反复提及的是七国平行存在的地理基础，并从农业与灾害两个角度评价强与弱的原因。

　　王恩涌先生思考的地理问题，不仅限于专门讨论，地理学思维几乎渗透在他生活言谈之中。有一年教师节我陪同王恩涌、胡兆量两位老师看望侯仁之先生，寻常的看望不仅有问候，还有学术问题讨论。话题的引入与那些年几位教授共同去过的房山区一个村落相关，王恩涌先生说起年轻时的往事，也谈及近日去过那个村子，整个村子空了，原因是小孩子去乡里更好的小学上学，父母随着也下了山，一种因儿童就学而出现的短距离移民现象就出现了，而且这样的村落不只一个。就这一问题，侯先生、胡兆量教授都充满兴趣地参与讨论，回顾当年，又落到现今，他们不仅谈到那个村落，也想到诸如此类由于人们的社会行为引发的地理现象。作为他们的晚辈，我不仅深受其益，且深深地感受到地理学意识对于这一辈学者，不仅在著作与课堂，而且几乎融入他们对各种现象的观察中。

　　“文化”是当下一个时尚的名词，文化地理也不失时机地成为高校的一门课程，但是在地理学的众多分支领域中，将文化地理、人文地理引入中国的是王恩涌先生。时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地理学界尚不知存在文化地理这样一个领域。1983年，王恩涌先生赴加拿大进修，将文化地理引入中国高校，并于1991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文化地理概论》。过去三十多年中，文化地理俨然在各大高校与地理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席位，而这均归功于王恩涌先生。一个学科领域从无到有不是容易的事，在王先生几十年的努力下，文化地理不仅不再陌生，而且成为显学。记得正是《文化地理概论》出版那年，我第一次见到王恩涌先生，从那时起我无形中与文化地理建立了密切的联系。1996年，王先生准备撰写《人文地理学》，决定“宗教地理”一章由我撰写，并强调宗教不仅是信仰，且直接影响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社会走向。为了能够把握这一章的关键内容，除了我手头的国外人文地理学教材外，王先生特意将美国学者D.E.Sopher的著作Geography of Religions提供给我，并语重心长地说：我岁数大了，文化地理是从北大开始讲的，以后北大还应该有人接下去。2000年《人文地理学》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不久获得了教育部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当王恩涌先生年迈不再上课时，“文化地理学”这门课自然传到了我这里，仔细算算近二十年了。每一年面对学生，我都会讲起王先生的开创之功，也会举起《文化地理概论》请学生们认真读读。我忘不了王先生将这门课托付给我的神态，这门课也是王先生的半生心血。

　　地理学研究的是人地关系，地理学家的足迹也落在了人类所及之处，他们的业绩不仅留在著述中，也落在了大地上。王恩涌先生是那一代地理学家的杰出代表，他们饱含家国情怀，充满对科学的探索与追求， 生命不会永远，学术之树却是长青的。王恩涌先生，感谢您！

　　（作者系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