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麟，当代著名西方哲学史家、翻译家，黑格尔哲学专家。主要著、译作有：《近代唯心论简释》（重庆独立出版社1942年版）、《当代中国哲学》（重庆胜利出版公司1947年版；修订再版时改名为《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1988年8月增订再版）、《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黑格尔哲学讲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黑格尔《小逻辑》（译著）（商务印书馆1950年版）、斯宾诺莎《伦理学》（译著）（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合译）（共四卷，商务印书馆出版）、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合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出版上册，1979年出版上下册）。

　　2022年是我国著名哲学家、翻译家贺麟（1902—1992）先生诞辰120周年，也是他的代表作《近代唯心论简释》（以下简称《简释》）初版80周年。《简释》是一部文集，共收录十五篇论文和一篇翻译，包括与书名同名的《近代唯心论简释》《时空与超时空》《知行合一新论》《宋儒的思想方法》《论意志自由》《论道德进化》和《五伦观念的新检讨》等。近日，笔者在阅读200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贺麟全集”版《简释》时，注意到编者为其中《时空与超时空》一文作了详细的题注：“本文在1942年初版、1944年再版的《简释》一书中，只有‘上篇’而无‘下篇’。195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参考资料（第四集）》时，增补了‘下篇 论超时空’，有‘此系手稿，未曾发表’的文字说明，并附‘论时空——答石峻书’一文（原载于1944年《思想与时代》第35期），199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时也作此处理。”题注中提到的这些都是史实，尤其考虑到《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还是贺麟先生生前最后亲自编定的个人文集，这就可能容易让读者产生误解，以为1959年前学术界对《时空与超时空》下篇“论超时空”的内容完全不了解。事实上不是如此。

　　《时空与超时空》一文最初发表于1940年11月《哲学评论》第7卷第4期。根据题目以及贺先生对该文旨趣的介绍，即“研究时空以与超时空留地步，研究超时空以为时空奠基础”，它应该包括“论时空”与“论超时空”两部分内容，但实际上只有上篇“论时空”，而无下篇“论超时空”，在文章结尾处也没有类似“未完”的文字说明。不过，据笔者目前搜集到的资料来看，不仅贺先生曾以“论超时空”为题在西南联大哲学心理系以及中国哲学会年会上公开讨论过，《时事新报》（重庆）和《中山日报》（韶关）也发表过贺先生的《论超时空》。这些关于1959年前贺先生《论超时空》的公开讨论与发表情况，彭华教授编写的“贺麟年谱新编”（2006年版）与“贺麟先生学术年表”（2011年版）均未记录。因此，它们不仅具有文献史料价值，也为深入研究贺先生的哲学思想提供了重要的学术线索和可能的思考空间。

　　1938年秋，殷海光进入西南联大哲学心理系读书。据殷海光讲述、陈平景整理的《殷海光先生传记》介绍，当时哲学系每两个星期会有一次讨论会，哲学系的老师和有兴趣的学生都可以参加，也都可以上台讲话。有一天贺先生上台讲的题目就是《论超时空》，其间金岳霖先生曾就“时”“空”概念和如何“超法”等问题与贺先生进行了讨论。笔者目前没有看到其他有关这次讨论的回忆或记载，因此无法确定其更加具体的发生时间，也无法了解当时现场讨论更加全面的情况，但这一记录本身就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学术线索，即贺先生与金先生的时空观比较问题。两位先生的相关文献现在都已出版，学术界是否可以此为切入点更深入比较分析他们的哲学思想，这是值得认真探讨和尝试的学术问题。

　　贺先生另一次以《论超时空》为题公开报告，则是在1940年中国哲学会第四届年会上，同样引起与会者的热烈讨论。1940年8月26日的《云南日报》报道，中国哲学会第四届年会定于29日上午9时在云南大学会泽院第一教室开会，会期共三日，“凡对于哲学有兴趣人士，均可出席旁听”。28日，《云南日报》提前一天公布了本届年会各日宣读论文题目等具体信息，贺先生被安排在30日上午，宣读的论文题目就是《论超时空》。而据1940年8月31日的《云南民国日报》报道，30日上午9时，中国哲学会第四届年会在云南大学第一教室举行第三次会议，到会员及来宾70余人，由徐炳昶先生主持。贺先生在金岳霖和吴康两位先生分别宣读论文《势至原则》与《自我之解释》后，宣读了《论超时空》论文，对“超绝时空”与“超时空”之分别甚详。“宣读后，讨论甚为热烈，至十二点二十分散会。”通过该报道，虽然我们对会议现场“甚为热烈”地具体讨论了什么问题无法了解，但它为我们深入理解贺先生《论超时空》的哲学思想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即从“超绝时空”与“超时空”的分别入手。如果与后来《论超时空》公开发表时全文并未出现“超绝时空”一词这一事实联系起来（《时空与超时空》一文最初发表时，也仅在上篇“论时空”最后一句出现“超绝时空”一词），那该视角的重要性就更加明显了。

　　贺麟先生的《论超时空》除了在学术圈内公开报告讨论过，也在1941年1月28日的《时事新报》（重庆）副刊《学灯》和1943年8月24日的《中山日报》（韶关）副刊《学艺》上公开发表过（以下分别简称“1941年版本”和“1943年版本”）。笔者对照1959年增补的《时空与超时空》下篇“论超时空”，发现三个版本除了部分细节有差异，其他内容几乎一致，文章开头第一句都是“本文是《论时空与超时空》全文的一部分”，并明确“此为下篇”。当然，如果细究起来，尤其从文本上来看，那1943年版本应该是1941年版本的转载，而1959年增补的则应该是在1941年版本基础上的进一步修改与完善。另外，1941年版本有一个重要细节，写道：“上（篇）论时空，长二万余字，即将在《哲学评论》上发表。”因此，1941年版本最晚应该完成于1940年11月前，甚至很可能就是贺先生提交给中国哲学会第四届年会的论文，或在年会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

　　1941年版本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细节，就是这期《学灯》“编辑后语”对贺先生《论超时空》进行了“淡雅而有深意”的评论：

　　贺麟先生之所说的超时空，是欧阳修《瑞鹧鸪》词中所谓“坐来虽近远（于）[如]天”。或司空图《诗品》中所谓“超以象外，得其环中”。贺先生说：“凡真实事物莫不一方面在时空中，一方面又超时空。”他拿“顶天立地”四字来形容这动静合一，生命和真理，形下和形上打成一片的哲学心灵。这哲学心灵是近于艺术。中国人的哲学心灵本体上是近于艺术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由人境到超人境，由超人境乃“复得此生”。这生命才是真实的生命，充实而美的生命。“道”和“艺”是极其接近的，如时空和超时空一样。所以贺先生这篇哲学论文后面我们继以几篇评艺的短文。

　　也就是说，这期《学灯》是以贺先生《论超时空》为核心组织的专题。当时《学灯》的主编是宗白华先生。从1938年到1946年，宗白华先生在主编《学灯》期间曾写下大量或长或短的“编辑后语”。笔者查阅2008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宗白华全集》，没有找到这篇评论贺先生《论超时空》的“编辑后语”，可能是宗先生一篇未被发现的佚文。不过，笔者更关心的是《学灯》这样的专题组织与评论，实际上已经把贺先生《论超时空》置放于一个新的同时也是陌生的思想语境之中，而这种新的、陌生的思想语境又为我们进一步思考哲学与艺术、中西哲学心灵等问题提供了重要学术线索和可能思考空间。或许，这是贺先生在写《论超时空》时也未曾想到的。

　　《图书月刊》1943年第2卷第8期发表了一篇徐梵澄先生关于《简释》的书评。徐梵澄先生认为，《简释》高出当时“国内通常讨论思想的文字，具备一种合宜于普通初学哲学者研究的深度”，其中《时空与超时空》是“全集中最沈博的一文”，是“理性论最强有力的支柱”。贺先生自己晚年在编定《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时，对《时空与超时空》一文也仍然“自信尚略有所见”：“我不按照康德的说法，把时空说成是形式或直观，而把时空说成是‘理’，这与一般人的见解是颇不相同的。”而上述关于贺先生《论超时空》在1959年前公开讨论与发表情况的梳理分析，不仅丰富了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献史料，对进一步深入研究《时空与超时空》以及贺先生哲学思想等相关问题相信也是有益的。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华侨华人与区域国别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