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精神分析领域在很大程度上发生了一种主体间转向。在主体间视角下，精神分析的治疗图景也随之改变。斯佩扎诺（Charles Spezzano）以“打网球”为隐喻，对此进行了概括：如果将来访者和分析师分别视为网球选手和网球教练，那么在一个“主体—客体”模型中，分析师会作为一名旁观者，点评来访者击球的方式，解释其击球的时机、位置和力量等，以帮助后者更好地提升球技。当来访者对分析师产生诸如爱、恨和愤怒等情绪时，分析师会认为这是来访者的幻想和投射，进一步解释其背后的成因。而在一个“主体—主体”或主体间模型中，分析师会作为一名参与者，与来访者在球场上来回击球。当来访者认为分析师乐于助人或是不够努力，甚至不近人情之时，分析师会鼓励来访者说出这些想法，与之一起探讨双方在其中的角色，以实现共同进步。更具体而言，主体间视角下的治疗图景可以进行如下描述。
首先，来访者和分析师在互动中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主体间系统。由于每个来访者都携带着自身独特的历史背景，每个分析师也存在个体差异，不同的咨访关系中的互动方式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区别，因而每一个主体间系统都具有自身的特异性。换言之，每一个主体间系统都是“独一无二”的。随着互动的逐渐展开，咨访双方的经验不断生成与分享，两人之间产生一个持续变化的共享背景，即主体间场。在其中，语言和非言语交流都非常重要。非言语层面的交流往往占据大部分内容，并且更快速、直接，而语言层面的交流更容易进行清晰的描述。这些交流方式相互影响，可以形成一种互补关系。在主体间场的生成过程中，互动双方的“视域融合”变得可能，进而为改变来访者的互动模式奠定基础。波士顿变化过程研究小组将这种治疗的推进称为“前行”，博斯克（Peter Buirski）和杰尼克（Chris Jaenicke）则将其描述为“经验世界的碰撞”。
其次，来访者在“重复过去”和“走向未来”的“拉锯战”中持续变化。从“重复过去”这一角度来看，来访者带着过往与他人互动的模式进入到精神分析治疗中，迫使分析师参与他的剧本，与他一同上演过去的剧情。分析师如果参与其中，则会实现与来访者的扮演。在斯托罗洛（Robert D. Stolorow）等人那里，这被描绘为移情的重复维度（the repetitive dimension），即来访者受困于原先僵化的组织原则，在咨访关系中体验到熟悉的互动模式。部分关系精神分析师指出，这是来访者将分析师体验为一个旧客体的倾向。然而，这种重复并非如弗洛伊德构想的那样，是对过去的完全再现。在实际的互动中，总是包含着当下的经验，为新的互动方式提供可能。用斯托罗洛等人的话来说，即是来访者使用以往的组织原则这一“过滤器”，来解释当下的关系。
从“走向未来”这一角度来说，来访者希望在咨访互动中建立新的关系模式，满足自己一度缺失的需要，解决病理性适应带来的痛苦。斯托罗洛等人称之为移情的自体客体维度（the selfobject dimension），即分析师充当来访者的自体客体，通过提供早期缺乏的自体客体体验，促进后者恢复良好的自体感。一些关系精神分析师认为，这是来访者将分析师视为一个新客体的倾向。正是这种倾向，牵引着来访者朝向新的关系模式和新的经验开放。而在亚历山大（Franz Alexander）等人那里，这是通过获得“矫正性情绪体验”（corrective emotional experience）实现的，即来访者在一段安全的、情感调谐的关系中体验和处理痛苦情绪，修复创伤经验的影响，最终进入“新的结局”。
精神分析治疗就是在这样一种“重复”和“更新”之间的张力中来回摆荡。如博斯克与哈格隆德所言，“旧有的经验组织原则就像音乐的主旋律，伴着这个主旋律会演奏出一曲交响乐……心理治疗的过程就是让这些主旋律浮现出来，针对它们进行干预……当旧的旋律慢慢消退，新的旋律逐渐产生，心理治疗的过程就变得完整而有序”。同样，格林伯格（Jay Greenberg）也指出，“如果分析师不能被体验为一个新客体，分析就永远不会有进展；如果他不能被体验为一个旧客体，分析就永远不会结束”。在巴卡尔（Howard A. Bacal）那里，这被称为自体客体体验的移情维度和新维度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托尔平（Marian Tolpin）那里，这对应于“前缘”（forward edge）移情和“后缘”（trailing edge）移情的角力。这意味着，精神分析治疗从来都不是一个线性发展的过程。
再次，咨访互动在仪式性与自发性之间维持着一种辩证张力。一方面，仪式性意味着分析过程有一个基本的设置或分析框架，如在治疗时间、地点、费用和时长等方面有着一系列规定。在这样一种基本框架之内，来访者往往会暴露更多的隐秘信息，分析师则相对“隐藏”在专业身份的背后，担当一个“助人者”的角色。这种规定是相对无人情味的（impersonal），主要涉及咨访双方的界限，能够为双方的基本安全提供保障，也能为分析师的权威性奠定基础。因而，它也是推动治疗的工具。另一方面，自发性意味着双方在治疗中都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偏离”分析框架，因而其间充满了大量的不确定性。例如，在治疗开始时，分析师的开场白可以是“你好，请进”，也可以是微笑着点头示意；在治疗结束时，分析师或许会说“时间到了”，也可能说“现在必须结束了”。在面对来访者的具体反应时，分析师的回应可能包含更多“个人印记”（如“我能感觉到的是……”），而非只能秉持一种更“标准化”的口吻（如“你现在联想到了什么？”）。此外，来访者也可以对分析框架进行质疑，甚至明目张胆地违反规定。这种自发性包含更多人情味的（personal）一面，与建立真实关系密切相关。波士顿变化过程研究小组将其描绘为互动的松散性，涉及互动中的冗余、多变、即兴、不可预测和共同创造。
最后，分析治疗是一个咨访双方不断进行协商的过程，其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共识的达成和关系的破裂。协商的范围很广，囊括咨访关系的性质、叙事的风格、来访者的阻抗和分析师的解释，甚至可以涉及双方的心理距离、情感氛围、沉默时长和治疗费用。在意见一致的情况下，咨访双方能够进行正常的互动和交流，甚至可能非常“顺畅”，实现波士顿变化过程研究小组所说的“前行”。然而，这种“顺畅”并非总是积极的。斯托罗洛等人描绘了一种主体间联结（intersubjective conjunction），其发生于来访者的组织原则在咨访关系中顺利运行之时，即分析师理解到的内容与来访者的想法高度重叠，并“赞同”来访者的组织原则。换言之，分析师有意或无意地配合来访者的剧本，实际上错误地假设自己理解了来访者。如果这种互动一直持续下去，双方实现共谋，则治疗无法有效推进。桑德勒夫妇的“自由悬浮回应”和关系精神分析的“扮演”都描述了这一相似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唯有分析师运用反思能力觉察到自己的反移情体验，识别当前的互动模式，才能够将这一状况变为机遇，为探索和改变来访者的互动模式提供可能。在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下，互动可能出现破裂，由此分析会话进入僵局，停滞不前。这在斯托罗洛等人那里被称为主体间失联（intersubjective disjunction），即分析师理解的内容偏离了来访者的真实想法，由此互动出现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分析师的反思能力同样发挥重要作用，即通过寻找和探讨僵局出现的原因，为理解来访者的互动模式提供一个入口。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关联在破裂后得到及时修复，联结比之前更加稳固，由此双方“共渡难关”的信心会得到进一步增强。一言以蔽之，当协商顺利进行时，咨访双方的互动会沉默在背景之中；而协商出现问题的时候，咨访关系会作为前景凸显出来。
（作者单位：西南交通大学应用心理学研究院/心理研究与咨询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