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教育在儿童发展过程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而文化影响着父母对儿童的态度和对儿童进行教育的期望、目标、途径、策略及行为。当前，家庭教育成为备受关注的社会问题，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中华文化背景下家庭教育的优劣利弊，有利于探索适合国家与社会发展的家庭教育理论与实践模式。

　　文化心理学认为文化具有两种属性：一是信息性，即通过社会学习从群体间其他成员那里获得信息，且这些信息可能会影响一个人的行为；二是群体性，即文化存在于某种共享环境（shared context）中。从这一角度来看，文化的载体有两种，一是前人留下的书籍、生活习惯等信息，二是生活在共同环境下（包括地域、食物等）的群体。而每一个家庭则可作为文化载体的单元。因为家庭之中既存有文化信息，如家风家训等，又共享环境，如共同居住、饮食等。

　　家庭教育是指在家庭生活中，家长对其子女实施的教育。在这一过程中，家长会有意识地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和家庭生活实践，引导孩子进行社会活动，对子女施以一定教育影响。儿童的社会知识、道德规范和社会行为首先是从家庭中获得的，社会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化的目标也是首先通过父母传递给儿童的。家庭对儿童心理发展的影响，实质是家长把内化了的社会文化传递给孩子。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家庭教育可知，父母所处的共享环境塑造了父母的习惯与观念，并经由父母的语言与行为作用到子女身上；文化提供了家庭教育的参考信息，父母会在文化的指导下对子女进行家庭教育。

　　中华文化背景下家庭教育的优势

　　多元理想自我与自我提升倾向。弗洛姆在《自为的人》一书中写道：“圣人乃是千百年来由中国人塑造、又为中国人所企慕的最高理想人格。相当于救世主的圣人，其非凡的智能以及崇高的品德，早已成为中国人在生命繁衍和文明创造中赖以汲取力量源泉以及加以奉行的规范准则，甚至圣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一面具有巨大精神号召力和情感凝聚力的伟大旗帜。”任何时代都需要道德品质高尚之人，尽管时代的评价标准不一，但树立高尚人格，注重人格向更高层次、更高境界攀升始终是人民群众共同的理想和追求。在中华文化中，“至圣孔丘”“兵圣孙武”等圣人具备了理想人格与能力，有利于树立中国人的理想自我。圣人之间人格各异、职业各异，个体从圣人中建构的理想自我也具有多元性。如“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马上定乾坤”。在家庭教育中，对于父母而言，圣人形象让父母对子女有更高的成就期望与教育动机；对于子女而言，圣人形象既能够激励儿童的成就动机，又能够为其生涯发展提供广阔多元的视角，促进其自我提升。在中国传统家庭教育中，存在着“修身”教育代际传递的现象。诸葛亮在《诫子书》中表明了希望孩子能够专注于提高自身修养，做到淡泊宁静的愿景。《朱子家训》集中体现了“修身”“齐家”的宗旨。直至今日，这些家训依然成为家庭教育的参考。“修身”作为一种自我提升倾向，能够以代际传递的方式促进儿童的道德与认知发展。

　　集体主义与爱国主义倾向。家庭教育中的集体主义倾向有利于培养孩子的社会责任感和协作精神。在家庭教育中渗透集体主义倾向，有利于集体主义文化的形成，从而更好地应对危机与灾难，更好地保卫民族与国家，使其获得长足的发展。从儿歌《苏武牧羊》的“心存汉社稷，旄落犹未还。历尽难中难，心如铁石坚”，到《岳阳楼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都体现着爱国主义的色彩。爱国主义氛围下的家庭教育，有利于培养积极建设国家、乐于为社会服务的人才，从而促进国家的繁荣昌盛。

　　前瞻行为倾向。前瞻行为（proactive behavior）是指自我发起、未来导向以及试图改变现状的积极行为，能够为个人与组织带来正面的影响。与享乐主义（hedonism）的吉卜赛文化不同，中华文化具有很强的前瞻行为倾向。《易经》指出“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意思是：君子不论日夜都要勤勉努力，战兢谨慎，只有这样，在面对灾祸时，才能不受到殃害。此外，前瞻行为倾向在中国古代民间文化中也早有呈现与推广，春秋时期的民歌已载有前瞻行为的现象。《诗经·鸱号》中“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正是“未雨绸缪”的由来。前瞻行为倾向对于中华民族而言，不仅仅是一种方法论知识，更是一种代代相传的习惯。叶德珠的研究表明，儒家文化可以显著提高居民的储蓄率，儒家文化在农村地区对储蓄率的影响较强，在历史上儒家文化受破坏程度较为严重的省份，儒家文化对储蓄率的影响较弱。前瞻行为倾向会使父母为子女储蓄教育资金，保证教育的供给，也会使父母为子女做出规划，使家庭教育更具有目的性与结构性。而子女接受的前瞻行为文化，有利于帮助他们规避风险，提高竞争力，促进学业成绩提升。从群体层面看，前瞻行为倾向则能让群体更好地应对灾难。

　　中华文化背景下家庭教育的劣势

　　家庭教育中智育的过度重视与其他方面的忽视。不少学者指出，在当下的家庭教育中，存在着偏重智育而忽视道德与创新能力培养的现象。中华文化对智育的重视，自古有之。隋唐以来，科举成为封建社会寒门学子实现自我价值与理想的途径。即使在今天，读书改变命运也仍然是一种广泛的信念。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家庭教育对智育过度重视的原因。《全国家庭教育状况调查报告（2018）》反映了当前我国家庭教育面临的突出问题：成绩本位主义严重；轻视对孩子德行的培养；重身体健康轻心理健康等。如果家长忽视对青少年基本道德人格、基本生活技能的培养，恪守成绩本位，会使孩子只关注学习成绩而不懂得关怀他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不恰当观念可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青少年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导致很多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失去了健全人格形成所需要的基本发展环境。

　　父母权威带来的心理控制。传统儒家文化中长幼尊卑的观念，很容易造成父母权威和子女服从的教育模式。不可否认，父母占主导的不平等传统家庭教育理念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当代的家庭教育。受此影响，许多家庭形成专制型教养方式，即父母强调子女的服从和尊重，重视家庭教育的内部权威与外部控制。具体表现为，十分看重子女单方面塑造，影响孩子个性建构；注意自身形象，忽视孩子与成人的相互作用，忽视相互影响的过程和全面性，使子女处于被动地位。这可能使得父母拥有更多的心理控制。父母心理控制作为一种消极的教养方式，是指父母在教养孩子的过程中采取引发内疚感、收回关爱、坚持权威的方式来控制孩子，这种消极的教养方式不利于孩子的适应性发展。谢鹤玉的研究表明，青少年正处于特殊时期，会更多地追求独立自主，父母对青少年的心理控制会引发一系列内外化问题，其中包括攻击行为。

　　急功近利与社会比较倾向。一方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个人利益与家庭利益捆绑的现象，如“光耀门第”“扬名显亲”等；另一方面，少子化现象也会增加家长对子女的关注，进而在家庭教育中出现不顾子女个性特点和身心发展规律揠苗助长的现象，结果不仅没有起到正面教育作用，而且影响到子女身心的正常发展。心理学家杨中芳认为，中国人的自我是一种“互依性”自我，即中国人的自我往往同时涉及自己、他人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在这一文化背景下，人们通过与他人的比较在相对位置中寻找自我，理解自己的处境、他人行为背后的意义以及彼此之间关系的状态。与西方文化下的个体相比，中国文化下的个体更容易受到社会比较的影响。由于不少家长在认知上认为孩子是自己的附属品，因此社会比较既影响到了家长，也影响到了孩子。对于家长而言，子女之间学业成就的比较，会加重他们的焦虑，使他们做出更多甚至是盲目的前瞻行为，如给子女报补习班、安排与子女学龄不匹配的作业量等，加重了子女的学业负担。而子女之间也会因为彼此的社会比较，损害自尊水平，并引发学业嫉妒。而学业嫉妒会破坏团结，被嫉妒对象会远离嫉妒者，也会导致已经建立的人际关系变得不和谐，影响身心健康的发展。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心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