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回溯历史会发现，世界上的主要文化都走过了一条大致相同的道路，即由朴素思维进入逻辑思维，由形象思维进入抽象思维，由常识思维进入科学思维。但有学者提出，中华传统文化具有的三个主要思维特征即整体思维、辩证思维和直觉思维阻碍了中国自动步入近代科学殿堂的步伐。其理由大致如下。首先，“整体思维”是以普遍联系、相互制约的观点看待世界的思维方式，它追求“天人合一”，希望保持天、地、人、我（心）的和谐统一。然而，中国先贤在阐述“天人合一”思想时主要采用类比法，所揭示的往往不是事物的内在逻辑关系，以至于只可意会难以实证，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与近代科学的精神主旨和研究方法格格不入。其次，“辩证思维”重视普遍联系和对立统一，以追求和谐、协调、统一为目的。由于辩证思维的这种追求，以及讲求“不偏不倚”的中庸哲学，所以不太注重矛盾对立面之间的差异与斗争，而片面追求和夸大矛盾的同一性，忽视斗争性，进而容易导致思想的封闭保守，阻碍创新和发展。最后，“直觉思维”是指不经逻辑的、有意识的推理而识别或了解事物的一种思维方式或能力。其特点在于不需概念、判断、推理等逻辑形式，既不需对外界事物进行分析，也不需经验的积累，而是凭借主体神秘的自觉、灵感、体验、感悟，在瞬间直接把握事物的本质。由此认为，正是中国传统思维重视整体思维而忽视分析思维，注重辩证思维而忽视实证思维，推崇直觉思维而忽视逻辑思维，才导致中国未能自行步入近代科学的殿堂。

　　整体思维、辩证思维和直觉思维对科学心理学研究的启示

　　然而，本土心理学家认为，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彻底摆脱中国传统文化思维的束缚，完全照搬西方心理学成熟的研究范式与思路，而是更应该思考怎样从文化传统中汲取资源和养分，并将其与现代心理学的研究范式相结合，让整体思维、辩证思维和直觉思维为科学心理学研究提供源源不断的智慧与启示。

　　整体思维仰仗的“类比法”看似与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格格不入，但事实上，类比被现代科学家看作隐喻认知的一种重要形式，它在整个知识的创造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促进概念的创新，实现隐性知识到显性知识（或形式知识）的转换。英国物理化学家、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于1956年首次区分了“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两个概念。隐性知识指尚未被语言或者其他形式表达的知识，比如人们在做某事的行动中拥有的知识；与之相对的是显性知识，指那些用书面文字、图表和数学公式表述的知识。更为重要的是，波兰尼指出，隐性知识优先于显性知识，隐性知识可以不依赖于语言和其他表述方式而存在，甚至可以说，所有的知识不是隐性知识，就是根植于隐性知识。因此，隐性知识才是人类知识的内核和内容，而显性知识只是在内核上赋予了可以表述和转达的外形。因此，采用“类比法”解析常识心理学知识的意义，寻找从常识心理学向科学心理学转化的路径，探究生活隐喻对人们心理生活与行为定向的影响，让阐释灵感的“类比法”在心理学的研究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正是科学心理学研究未来值得努力的方向之一。

　　直觉的英文“intuition”源于拉丁文“intuitio”，意为“凝视”，意指“看见”了“不证自明”的真理。在本质上，直觉是一种与逻辑分析的、有意识的认知加工相对的心理活动，其优势在于反应速度快、不受认知资源限制的影响，其劣势在于常常会出错。然而，直觉与逻辑并不必然矛盾，如何平衡直觉与逻辑、感性与理性间的关系才是心理学家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科学家们早期敏锐的直觉如果不经过逻辑思维的分析、补充和完善，便难以发展成为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帛书《要》篇说：“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赞”是感性显现，是心理学研究的最初之用以及逻辑起点；“数”是自然理性，是心理学研究的程式化与规范化之路；“德”是人文理性，是心理学研究通达古今与抚慰人心的终极追求。遵循“幽赞—明数—达德”之道，将会启发心理学研究超越直觉与理性间的对立，实现人心与学理间的贯通。

　　辩证思维主张，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处于普遍联系之中，始终处在变化发展的状态之中。正如心理学研究的过程，往往先从了解前人的想法、阅读文献开始，接着在已有研究的空白或矛盾之处提出自己的研究问题，然后建构研究假设，设计研究过程，收集研究数据，直至分析研究数据，得出研究结果，最后撰写研究报告。如此往复，每一步骤都环环相扣，没有一个研究问题或步骤是孤立的，它们都会与前人文献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会启发未来的研究走向更加深层次。

　　心理学研究的双陀螺模型

　　中华传统文化认为，当阴阳的交互作用处于平衡状态时，事物处在“变”的量化阶段，当阴阳消长失去平衡时，就会达到物极必反的“化”的阶段，因此，阴阳之间交感，发生相互作用，促进事物的变化。成中英指出：“一行为之善或宜，来自它与情境中之所有阴阳的相互关联与相互协调，而所谓‘时中’，也就是与时相关联、相协调，并且顺应于时。”所谓“时”，既代表自然节律的变化（比如四季变化），也可指行为的根据和标准（比如与时偕行）。主体的行为只有符合自然的规律，方可被称为“时中”；主体只有依“时”而动，与“时”相合，才能促成主体与客体、理性与现实的和解，触及阴阳协和、天人合一的境界。

　　任何一项心理学研究的完成都伴随着研究者的决策，具体展现为一系列调和阴阳的思维过程——在分化与整合的交错更迭中，借由辨析特定现象或研究阶段两端的性质与界限，并反复推敲与拿捏阴阳之间转化或融合的时机与条件，最终采用“中”的方法揭示“道”的本质。因此，笔者尝试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同时借鉴陀螺保持高速旋转的物理学原理，针对心理学研究方法提出一个动态平衡、灵活稳健、自我驱动的双陀螺模型（如图所示）。

　　“双陀螺模型”旨在将心理学研究与陀螺自转、公转与抖动的复杂系统行为相类比，试图通过调和心理学研究中诸多矛盾体间相生相克的关系，促进心理学研究在发现、创造、揭示与呈现的过程中保持自我更新，实现不同研究取向、研究阶段与研究方法间的动态平衡、稳健进步、和谐有序，最终揭示心理现象的本质。

　　主客合一。双陀螺模型由上下两个互为映射的单陀螺构成。下方的单陀螺代表心理学家感兴趣的心理现象（称之为“现象”或为“阴”），上方的单陀螺代表心理学家对该心理现象的解读与构念（称之为“理象”或为“阳”）。阴阳双方都是心理现象本质的组成部分，它们相互依存，彼此感应，不可分割，结为一体，共同推进心理学研究的动态平衡发展。

　　折中调和。进动性决定只有当各方向离心力总和达到平衡时，陀螺才能保持旋转不倒。同时，陀螺围绕自身轴线作“自转”的快慢决定着陀螺的平衡性，速度越快，平衡性越好。与此类似，心理学研究中的离心力来自多对矛盾体间相反相成的对立，如“理论对实践”“主试对被试”“模型对数据”“内部效度对外部效度”等。心理学研究只有辩证统一地调和多重矛盾，保持自我更新，发展内在的生机活力，才能做到生生不息，相续不已。

　　双向互补。进动性决定陀螺自转的轴并非固定不变的。不同的心理学研究方法可以被看作它的自转轴，接近“理象”一端的为实验法和问卷法，接近“现象”一端的依次为内省法、访谈法和观察法。鉴于自转轴也会伴随陀螺运动，提示研究设计与研究过程应协调并济，通权达变，力争既克服单一方法的片面性，又能随着问题性质灵活调整，选择合适的研究方法。

　　与时偕行。章动性决定陀螺在“自转”与“公转”的同时，还会持续“抖动”，同时陀螺的自由运动会受支撑面的摩擦系数限制。与此类似，心理学研究应在神妙难测的客观规律与变化万端的实践需要之间允执厥中，做到顺势而为。只有那些与时俱进的研究成果，才更容易在当代产生广泛的影响力，其研究价值才更容易为众人所理解与运用。

　　总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为科学心理学研究提供源源不断的智慧，当我们明白类比法在知识产生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领悟到辩证思维主张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的精髓，寻找到一种将直觉思维和逻辑思维相结合的方法时，就会领悟中国文化心理学不但大有可为，甚至有机会让科学心理学焕发新的生机，为其探索出“幽赞—明数—达德”之道。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