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关乎人的自主性与能动性。从人格心理学的视角来看，中国人追求美好生活的内生动力（endogenous dynamics），归根到底是人格动力（personality dynamics）的议题。不管是中国话语中的“内生动力”，还是西方心理学语境下的“人格动力”，其本质都是人类行为的内在驱力。一般认为，内生动力是驱动和影响个体行为与决策的心理力量和动机，它包括基本的欲望、情绪、需要、道德准则以及对现实环境的适应性等。为什么有的人热衷于奋进而努力，有的人却笃信命运而“躺平”？要回答这些问题，离不开对个体内生动力机制的探讨，而人们的内生动力又是在一定的历史文化或情境的影响下形成的，因而弄清楚这些因素对于廓清内生动力非常重要。
西方人格动力的概念发展与局限
对人格动力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至弗洛伊德时代。他基于“泛性论”的思想将力比多（libido）这一性能量看作人类一切行为的内在驱力，其人格理论包括人格结构、人格动力、人格发展三个部分。随后的人格心理学家亦多沿袭其人格理论的架构，且均重视人格的动力成分。例如，奥尔波特（G. W. Allport）
将人格定义为“能够决定个体对环境独特适应能力的个体内动力系统”；西尔斯（R. Sears）亦认为人格动力能发掘个体行为矛盾冲突的原因；勒温（K. Lewin）提出理解行为的核心在于研究其动力特征，并将行为定义为状态在时间维度上的变化。
中国学者郭永玉在对西方人格心理学的学科架构进行梳理后认为，人格动力系指人格表现背后的原因和动力，包括动机、意动、情绪、归因以及对环境的适应。新近的研究更加关注人格动力的时间历程，认为人格动力就是人格在一定文化或情境中的短期波动过程与潜在机制。这表明，研究人格动力时，文化或情境是不可忽略的背景变量，若把某种文化情境中建构的人格动力理论完全照搬到另一种文化中显然是不适用的。换言之，当代西方的人格动力理论对于研究人类人格行为来说并不是普遍适用的，国内学者应积极开展人格动力的中国化研究，也就是中国人内生动力的研究，以期为研究全人类的人格动力贡献中国智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内生动力
内生动力作为中国文化情境下人们的内在驱力，仅仅从西方人格动力视角来理解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深入探讨中国哲学、历史、文化和社会对于内生动力的观点，并理解其在中国文化背景中的含义。
一是儒家的内生动力观。当西方的哲学家们在思考宇宙的构成元素时，儒家却将关注的焦点从“天”转移到“人”的身上，把注意力回归到自身的自主动力上，如修德、敬德、自立、自觉，思考人如何通过自身的努力来调节、运转、安顿自我的生命。当西方从知识层面解读世界时，儒家却强调自主实践，并从修身、齐家、治国乃至平天下的角度，由内而外扩展其影响。儒家关心如何通过自我奋斗来安邦定国、谋求世界大同，发展出以人为中心的反求诸己的精神。在这种精神中，两个重要的概念被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人的内心，形成了他们的内生动力意识，那就是“修德以配天”和“自我完善”。
从殷人“敬天”到周人“修德”，人格神的观念逐渐淡化，天帝的观念逐渐退居幕后，中国先民将注意力放在了人自身是否修德上。以德配天的思想打通了“上‘天’下‘人’”，使中国古代思想从“神本”走向“人本”，人开始有了反求诸己的精神，彰显了人的内生动力的自主性与能动性。人只要努力修德，便可因自己的德性而主宰自身的命运。从此，人从神的手上取得了自主权，更趋于自主、自立，凡事秉持“自求多福”的理念。
孔子曾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这表明，孔子相信人有能力自我完善，达到“仁”的境界。孔子提倡一个理念，即普通人通过自身的努力可以成为成功甚至杰出的人物。中国文化展现出一种内倾的性格特征，如孔子主张“为仁由己”，孟子提倡“人皆可为尧舜”，荀子则认为“涂之人可以为禹”。这些观念都强调每个人内心的自觉，个人应从自身内心去追求价值之源，而不是向外、向上寻求上帝的“启示”。正如“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这句话所表达的，人必须从自我出发，依靠自己的内生动力来完善自我。因此，中国人在追求自我完善的历程中，充分展现了自我的主体性、自觉性、超越性以及能动性。
二是道家的内生动力观。儒家除了主张人应具有积极进取的内生动力外，还主张安贫乐道。例如，孔子周游列国，希望有国君采纳他的建议，颜回则在乱世中过着箪食瓢饮、安贫乐道的生活。因此，儒家的内生动力意识并非单一的，它在信念与事实、进与退的摇摆过程中，并没有设立一个情境标准来决定何时当进、何时当退。这一点与道家的内生动力意识非常相似。
儒家强调人的理想、责任感和理想性，但这有可能使人的内生动力被责任感和理想性所“束缚”，使人困在里面“自困自苦”。那么，如何才能使自我“解套”，不再被自我困扰和痛苦所束缚，从而在奋斗中获得自在并自得其乐呢？另外，在努力的过程中，面对无可奈何的现实环境，个人如何才能超越生命困境，实现精神的享受和自由的感受呢？与儒家强调人的积极进取不同，道家的内生动力意识采取的是顺应自然的无为与超越困境的逍遥自由。
老子注重反省现实人生的困顿，庄子则进一步探讨了人如何从困顿中超脱出来。他强调，在面对困境时，人应该以“命限”的观念安顿人世间的无奈，避免以好恶之情而内伤其身，让自己保持心灵平和，保持生命的活力，在困顿的生活中彰显不平凡的思想。因此，老子的思想反映出一种自然无为的进取态度，而庄子则表现出一种逍遥不羁的“自在进取”。这种进取是一种自我转化过程，首先是安于现状；其次是巧妙地用“命限”认识自己本性的能力与限制，使心灵免于无谓的劳顿；最后寻求自身的意义和精神上的自我肯定与解放。这一过程既不诉诸灵魂不朽，也不诉诸上帝的存在，而是诉诸“真我”所固有的“智的直觉”——人与天地万物形成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万物皆备于我，无入不自得”。道家的内生动力意识是站在宇宙之道的整体立场上追求与自然的同律同动，这显然与儒家所追求的现实入世价值有很大的不同。
内生动力的世俗文化转向
中国古老的格言如“行者常至，为者常成”，“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祸福无门，唯人自召”等，告诉我们一个道理，那就是事情的成功与否，最大的决定因素在于“自己的奋斗”。然而，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会发现个人的努力并不一定都能带来预期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似乎无法抗拒其他超乎我们所能控制的决定因素的影响，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万般皆由命，半点不由人”，“命中若有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或者“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命具有必然的、不变的本质，不会因人力的介入而有任何的改变，那么人在命的前提下，应该秉持怎样的进取态度呢？
第一，义命分立的进取态度。劳思光在其《中国哲学史》中，曾用“义命分立”来概括儒家在命的前提下所持的进取态度。命是外在于人而不受人控制的存在，在命的范围内，人是不自由的，这属于实然范围。然而，义却是内在于人，而且是可被人主宰的存在，对人来说是自由的，这属于应然范围。例如，我天资笨拙是一回事，我应该刻苦勤奋却是另一回事。天资不是我可以自由选择的，但进取却是我可以自主决定的。实然与应然两者没有必然的关联。因此，一旦清楚地意识到人不能自主的领域是命，能够自主的领域是义（即个人的内生动力），则可知现实世界的成败得失，道之将行、将废，皆无碍人的行义尽道，所以孔子说“为仁由己”（《论语·颜渊》）。但尽力不一定会成功，因为有很多外在的因素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我们只要行我所当行，恪尽自己的本分，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事即可。
第二，从尽人力到听天命的内生动力。在“义命分立”观念的影响下，中国人普遍持有“尽人力，听天命”的进取态度。所谓“尽人力，听天命”的进取，是从内生动力的长期历程来看的。其中，“尽人力的进取”是指个人尽一切人力所能为的去做应该做的事情；而当“尽人力的进取”已经无法再有任何结果时，人们只能采取“听天命的进取”，即个人服从上天或是自己的命运，放弃安排自己的命运，配合上天的安排。“尽人力的进取”是个人自主性的进取，而“听天命的进取”则是个人顺应自然而进取。若以进取历程来看，儒家的文化设计强调一切要先“尽人力”，而且要尽心地付出，以求自己坦荡无愧，然后才进入“听天命”的阶段。例如，“天助自助者，自助者人恒助之”，老天爷只帮助那些会自己帮助自己的人，如果人愿意帮助自己的话，其他的人也一定会来帮助你。而“天要助人”的前提是人已经足够尽力了。
总体来看，过去对内生动力的探究大多是文化客位式取向（etic approach），即将西方现成的理论概念强加在中国人身上，以至于不易了解中国人内生动力概念的真正焦点所在，对内生动力的动态历程亦缺乏深层的分析。虽然近来西方学者认为内生动力是一组多元结构的概念，可是对内生动力的概念理解都过于化约、简单化。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学者站在文化的主体性立场，对中国人的内生动力做本土深入的研究。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脱贫内生动力的结构、机制及其促进：基于中国—东盟国家的跨文化比较”（32160200）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西南大学心理学部博士研究生；西南大学资深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