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面临一系列发展挑战，包括人口高速增长、贫困率高企、健康状况不佳等。解决这些难题需要大量优秀的研究人员，但现实情况是，当地的科研资源一直稀缺。如今，越来越多的学者呼吁增强非洲的科研能力，以解决众多社会问题。对此，本报记者采访了相关学者。

　　加强科研指导

　　南非西开普大学研究员奥鲁瓦塞伊·萨姆凡（Oluwaseyi Somefun）表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人口占全球的13.5％，但该区域对全球研究产出的贡献不到1％。非洲科研资源的贫乏现状由此可见一斑。

　　萨姆凡认为，非洲可以通过改善研究成果产出及其发布模式，来帮助年轻学者建立自信，从而减少该地区的人才外流。但非洲高等教育课程并不是总能提供充分的指导机会，这限制了有潜力的年轻学者发展。在一些地区，科研能力建设还会遇到其他障碍，包括导师短缺、导师知识和技能有限、科研氛围不佳等。

　　对此，近年来，非洲高级研究培训联盟（CARTA）设立了博士学位培训研究基金，来支持本地的培训项目，并与全球学者开展深入合作。但在该联盟，也只有47％的研究人员能获得导师指点。这展示了在非洲非常普遍的状况——很多年轻学者因无法找到合适的导师，而无法进一步深入推进科研工作。针对此问题，西开普大学的一项研究认为，有必要增强非洲高等教育和研究系统中的“指导力量”。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帮助年轻科研人员寻找合作伙伴和优秀导师。

　　尼日利亚伊巴丹大学非洲研究所研究员库杜斯·阿德巴约（Kudus Adebayo）对记者表示，一些年轻学者可能不愿寻求对其专业发展有用的指导，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对指导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缺乏了解。他建议，年轻学者必须更多地学习网络技术，并获得相关技能，从而更自信地通过网络寻找到合适的导师。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年轻科研人员意识到，合适的导师对其职业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开展国际合作

　　在美国哈佛大学全球卫生系统教授里法特·阿顿（Rifat Atun）看来，新冠肺炎疫情会导致不同国家研究机构间的“权力不平衡”。他表示，非洲国家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一些研究机构本身在各方面的不平衡关系中处于弱势，而新的不平衡使高收入国家的研究机构能够占据更多科研资源，却牺牲了非洲等落后地区研究机构及其人员的发展机会。

　　阿顿表示，以此次疫情为例，在非洲国家开展更多的研究不仅对非洲当地有益，而且对全球公共卫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建议，应由当地科研人员牵头引领相关研究。但疫情带来的经济危机可能会导致当地卫生方面研究经费减少，还可能导致更多国家进行封闭式管理，并更加重视本地的“自给自足”，这将进一步影响科研领域的国际合作。

　　英国牛津大学医学院教授凯文·马什（Kevin Marsh）认为，从历史上来看，国际上许多关系的不平衡都反映了殖民主义的结构性后果，包括资金、科学专门知识和决策中心位置的不平衡。实际上，在过去几年中，这种情况已开始发生变化。现在，非洲大陆有许多研究人员开始行使自主权和领导权。至少在确定非洲当地一些研究重点和资金方面，决策中心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国际合作者认可并支持这些变化。

　　南非开普敦大学医学院教授萨洛米·玛斯维姆（Salome Maswime）表示，从科研项目的设计阶段到最终完成，世界各国都可以参与非洲的横向合作。更多来自全球其他国家的、公平的合作，能够改善非洲地区的科研环境，并为全球科研交流作出贡献。目前，一些积极的变化已经出现，非洲研究机构的科研能力在逐步增强。改善后的科研环境使得非洲拥有更多机会利用当地资源来主导当地研究，而不是成为一些高收入国家研究人员进行研究的“捷径”。

　　玛斯维姆认为，随着网络通信技术在非洲加速普及，当地科研互动越来越广泛，有更多的年轻学者通过在线教育来提高研究能力，更多研究人员增强了提升自身科研水平的信心。

　　（本报波士顿8月7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