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事业对社会的贡献不容置疑，但运作机制常常不为大众所知。美国加州大学圣塔克鲁兹分校社会学教授、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凯瑟琳·米切尔（Katharyne Mitchell）近日在文化网站“万古”（Aeon）发文提醒，当代西方慈善机构大多具有市场导向性，透明度和问责性不足，这对慈善事业造福社会的使命与效果造成不利影响。

　　20世纪慈善强调自利

　　现代西方慈善事业与强调个人自利（self-interest）和责任的新教思想起源于16—17世纪的欧洲。个人辛勤工作、注重效率和生产率，是一种以自助（self-help）为指导原则的总体世界观的一部分，它将责任从群体转移到了个体身上。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群体责任被视为对个体自主性的破坏。

　　据米切尔介绍，20世纪初，美国慈善事业在汇集多种观点的熔炉中成形。在工业发展的过程中，石油、钢铁、铁路企业创立者和所有者积累了空前的财富。企业家将其商业敏锐性运用于施予行为，决意使慈善活动与商业活动一样高效和成功。他们利用自己的商业知识、资金和人际网络，采用现代化的、“科学的”方法解决社会问题，同时向接收者灌输自利观念，鼓励接收者培养个人自主性，并通过自我改善，成为模范劳动者、模范公民。这一时期的慈善事业依靠来自商业世界的现代化方法，强调战略性施予和效率，反映出对自利和自助的重视、对依赖关系的厌恶，以及对人力资本的最大化。

　　商业逻辑主导21世纪慈善

　　米切尔表示，20世纪西方慈善家向接收者灌输自利、自我关怀思想的愿望延续到了21世纪，但当代慈善事业被极大地注入了冒险和创业精神。小额信贷及其他形式基于风险的金融工具，将接收者拉入资本主义市场。“培育创业主体”成为新的慈善实践和理念。而且，20世纪慈善家对现代科学方法的重视让位于当代商业逻辑。现在，大部分慈善基金会采用复杂精密的成本效果算法和金融投资逻辑，更巧妙地运用竞争、基准化分析法及排名，设置优先资助项目，并对慈善项目的社会或经济回报潜力进行成本效益分析。

　　现今，投资回报率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慈善事业的主题。许多当代慈善家自视为社会企业家，他们的施予哲学反映了全球金融惯例及他们自己创造财富的方式。与20世纪工业企业家不同，当代富豪大多发迹于金融、信息技术、远程通信等后工业产业，他们创建的慈善基金会更关注杠杆化的短期金融投资、知识产权、技术解决方案、先导试验、快速退出，以及对个人选择和责任的激励。此类机构的代表之一是eBay创始人皮埃尔·奥米迪亚（Pierre Omidyar）创立的奥米迪亚网络（Omidyar Network），它由一个非营利基金会和一个有限责任公司组成，旨在发挥人、市场、思想和技术的力量，利用经过证实的灵活资本模型和其他必需工具，来寻求解决当今社会面临挑战的办法。奥米迪亚网络在选择开展合作的营利企业和非营利组织时，主要关注其是否“采用创新的、基于市场的途径；有意开发新市场或新产业；能够在现有制度下影响政策或实践；具有改变公众观念或创造社会和金融回报的能力”。

　　当代西方慈善机构的施予策略还反映了后工业时代富豪财富积累的宏观经济背景。自20世纪80年代，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推行极端的亲市场体制以来，英美及许多国家出现了明显的放松管制、产业和公共资源私有化等转变。随着新自由主义政策而来的，是对福利国家的攻击。自由市场理念在随后40年里影响着西方社会的各个方面。加之对个人自由和创业精神的强调、对任何“依赖”关系的强烈贬低，这些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宏观转向，对当代慈善家和21世纪慈善机构的投资策略产生了巨大影响。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在最不发达国家大量出现微型金融倡议，这就是针对性金融投资与创业激励策略结合的典型例子。最早的微型金融倡议由孟加拉国的两位社会企业家发起，聚焦于向最贫困人群发放小额无息贷款以减少贫困。随着发达国家投资者与发展援助领域的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展开合作，这些倡议的重点开始转变，获得利润成为与贷款展期同等甚至更重要的动机。

　　针对长期社会问题且基于市场的解决方案，同样见于美国国内的慈善事业。许多将注意力转移至教育领域的风险投资人，在慈善机构资金支持下，推动了特许学校的创立和新技术在教学活动中的使用。当代慈善事业偏好资助短期先导项目，并在未能取得预期的社会或经济投资回报时快速退出，这一特点在教育领域体现得格外明显。例如，2000年盖茨基金会拿出2590万美元，鼓励美国西雅图大都市区公立学校创建“小型学习共同体”。如果学区成功实施教育改革，5年后这笔资金将被更新。然而，由于未能产生预期成果，盖茨基金会停止提供资金，并将战略投资优先项转移至别处，最终给西雅图地区许多学校带来行政管理和后勤方面的困难。

　　慈善机构不能代替政府

　　21世纪西方慈善家认为，有针对性的技术解决方案和可测量的结果，使人们能够评估特定干预措施的实际社会和经济回报。对特定项目或倡议问责并理性地考虑进一步投资，将带来更大的经济增长机会，并可以在取得更好的慈善成果时，实现更佳的营利性。米切尔表示，对可测量性和问责性的重视，反映了社会影响力投资的宏观趋势。“通过做好事来做好生意”（Do Good Business by Doing Good）被视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最佳方法，而这种市场逻辑常伴随着对政府及政府主持的项目或干预措施的敌意。慈善机构对成本效果分析和投资回报计算的依赖，催生了高度筛选性的方案，垂直型投资加剧了相关领域的发展不平等，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复杂合作关系的筹资以及不断杠杆化的需求，常常造成一种局面：用基于市场的方法解决本就是因市场失灵所致的问题。

　　新自由主义慈善政策和公私合作关系，以及过去几十年里对国家干预经济和福利国家的反对，导致公共部门被极大地削弱。在危机时刻，民众依赖有能力提供集中化的领导和丰厚资源的政府。然而，近几十年来，一方面是民众质疑政府的领导角色和能力，同时富人纳税减少导致财政收入缩水，另一方面则是全球富豪正在通过慈善机构发挥越来越大的社会影响力。在米切尔看来，商业巨头创立的慈善基金确实为社会作出了贡献，但它们对成本效益分析、计量化的问责性和项目投资回报的强调，可能且已经产生了“副作用”。这些基金会的透明度不足且缺乏问责治理体系。强有力的政府对保障人民福祉至关重要，政府必须履行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满足公民需求的职能。不可否认的是，即使是商业思维导向的慈善机构，他们助人的意愿虽好，但他们无须接受民主问责，其业务活动可能含有满足私人利益的成分，未必总对接收者真正有利。因此，批判性考察西方慈善事业的起源，有助于反思其缺陷，进而设计新的慈善模式，更好地服务于需要帮助的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