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是人生而具有的，自古以来，中外文化对情感的基本价值取向都是去苦求乐，它不仅是人的自然本性，亦是价值旨归。而在中国古代，这一情感诉求以“乐”为集中表现。古人为何选取“乐”作为情感诉求与旨归，从其形式应用上探究其丰富内涵或可成为一条新的路径。“乐”字在形式应用上显得较为复杂，除了单独使用“乐”，还具体表现为与“乐”相关的多个近反义词。“乐”与“哀”“苦”“忧”“悲”等相对照，与“悦”“喜”等相临近，它们并用表示的内涵是不同的。笔者选取与“乐”常见的三组搭配，即乐与忧、乐与苦、乐与悦，以表明“乐”具有丰厚内涵，是情感旨归，从而作为最高价值的情感诉求而存在。
乐与忧
忧，《说文》中言：“忧，愁也。”《尔雅·释诂》中言：“忧，思也。”对于所“忧”，庞朴曾将儒家的“忧”分为两类：“一是外感的，是物质性的忧，起于欲，外感之忧其实是‘患’，一是内发的，是精神的忧，生于性。”忧的分类与根源不同，是通过物质与精神二分的方法加以区分的。物质之忧以欲望为根基，表现为对富贵、权位、声色等追求，精神之忧则基于人性，呈现为对个人之德与社会之道缺失的担忧。
忧作为情感或情绪之一，具有普遍性。《庄子·至乐》篇中指出“人之生也，与忧俱生”，忧是伴随着形体的产生具有的，形体作为人的标志之一，如若主体摆脱不了形体的束缚，忧则是其生活之常态。既然忧是与生俱有的，因而生活于世俗之人，无论出身何种阶层，具备何种身份，都难免忧色。《庄子·渔父》中以百官为例，从世俗而言，百官爵禄是世人欣然向往、趋之若鹜的，但庄子却真实地展现了其“忧”态的一面：上至天子，下至庶人，无论其官职与身份的高下，面对世俗之物时，总是有未尽的忧虑，“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征赋不属，妻妾不和，长少无序，庶人之忧也；能不胜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群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禄不持，大夫之忧也；延无忠臣，国家昏乱，工技不巧，贡职不美，春秋后伦，不顺天子，诸侯之忧也；阴阳不和，寒暑不时，以伤庶物，诸侯暴乱，擅相攘伐，以残民人，礼乐不节，财用穷匿，人伦不饬，百姓淫乱，天子有司之忧也”。在庄子看来，世俗中各种关系、事务等都成为人之所累，成为自身生命或本性的牵绊，会导致主体丧己于物、失性于俗，从而有所忧。《论语·卫灵公》中以“远虑”与“近忧”表明忧以时间上的“近”“远”构成其恒久性。
同时，“忧”具有面向未来性。在儒家文化中，忧具有积极的形态，指向一种忧患意识，患即是忧。徐复观曾将中国文化与中华民族的发展动力设定为“忧患意识”，其所忧所患是一种居安思危、悲怆壮怀的警觉意识，正是如此，才要防微杜渐。如若没有未来的指向性，“忧”与一般的愁苦和苦恼便无区分。
忧乐作为一对范畴在先秦时经常使用，对于此种组合，陈少明曾以《荀子·子道》中的语录作为例证，其要旨为：小人有终身之忧，无一日之乐，君子相反，有终身之乐而无一日之忧。对此，他指出：“乐与忧的产生，不一定在于客观条件的不同，也可以或者常常是由于境界的高低。”因而，在儒家文化中，忧乐作为组合范畴是主体生活态度、人生境界的展现，君子“乐以忘忧”，小人则“终身之忧以忘乐”。
纵观先秦“忧乐”组合连用，可以发现二者具有两面性，一是它们作为人之感性情感，是一种无意识的情绪，具有消极性。《庄子·刻意》中言：“故心不忧乐，德之至也”，在庄子看来，当乐与忧连用时，忧乐作为短暂性、经验性的情感对自然之德具有负面的损害，是世俗之人情感的代表。《礼记·乐记》中亦言：“乐极则忧”，即忧乐之间能够互通与转化，作为低层次感性的物质性情感，忧乐可以导向其对立面。二是作为精神性的忧乐。在儒家看来，二者皆能转化为积极的精神动力或精神慰藉，塑造国人的精神品格与民族性格，推动民族的进步与发展。
乐与苦
《说文》中释“苦”为“大苦苓也”，其本义指一种苦菜，其味苦，故衍生为一种味觉体验。儒道两家对“苦”的看法存在差异，儒家认识到“苦”的两面性，一方面是人所感受到的负面痛苦的情感，如《孟子·梁惠王上》指出残酷的统治导致百姓身心痛苦，即“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另一方面是“苦”能转化成为心志与精神磨砺的积极力量，促使意志的增强与人格的成长，《孟子·告子下》中认为要承担大任首先要“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这种精神性的“苦”在人格修养之路上发挥着奠基性的作用。而道家通常认为，“苦”是世俗之人常有的情感，主要指向对物欲得不到满足的感受。在庄子看来，“苦”之所以产生在于世俗之人受形体的困囿，丧己于物，导致对自然之性与生命的损害，《庄子·盗跖》中“苦体绝甘”，《庄子·渔父》中“苦心劳形以危其真”皆是体现。但世俗之人对于危害真性的苦并没有深觉的体悟，他们所在乎的仅是外在性的心理体验与感受。《庄子·至乐》篇展现了世俗之人以有形世界的物质作为苦乐的根据。《列子·杨朱》中亦将忧和苦作为“犯性”的根由，“忧”与“苦”在道家看来都是对自然真性的损害。
“苦乐”亦是一对常用范畴，然而“苦乐”与“忧乐”毕竟不同，两对范畴之差异或可通过“苦”与“忧”的区分加以辨别，根据以上解析可区分为以下几点：一是“苦”侧重于客观对象或环境对自身产生的痛苦、困苦的心理感受，“忧”则注重主体的心理因素，在现实中可能并不存在导致忧的客观因素，它只是一种心理担忧。二是“苦”是当下真切的身心遭遇，“忧”则包含对未来的一种警觉与担忧意识，更具不确定性。因此，在先秦原典中，“苦”指令人感到困苦的现实客观环境与情状，指向内心痛苦的心理感受或精神之苦。在这一意义上，“乐”则指向令人感到快乐的充裕富足的客观情境，即富足的客观情境是快乐情感生发的根由，二者相统一。
乐与悦
对于“悦”，《尔雅·释诂》中言：“悦，服也”，如《孟子·公孙丑上》言“中心悦而诚服也”，它代表着内心高兴而诚然敬服的心理感受。有学者认为，“乐”与“悦”两者的差别在于是否有主体间性，即“‘悦’仅关乎一己本人的实践，‘乐’则是人世间，即所谓‘主体间性’的关系情感”。其主要依据来自《论语·学而》篇首句学与习之“悦”同朋友之“乐”的对比。学与习是自身切己的实践行为，具有主体性的特征，而朋友作为人伦关系之一，其重要特征在于主体间性，以“乐”为价值导向的友谊是真正的友谊。当然，这一理解仅局限于单一语境，并未从典籍文本中全面地还原两者的差别。
还有说法认为，“悦”是一种内在的心理状况，而“乐”是一种外在的表现形式。显然，这种说法是不恰当的，“乐”实际上既有内在快乐的心理体验，又有“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的外在表现形式。对此，有研究总结指出二者的两点区分：一是“悦”更偏重于就某一具体的事件和情况而高兴，是一种更为短暂的，依存于外在条件的情感发生，而“乐”更倾向于一种稳定的情感指向；二是“乐”是一种充足的情感驱动力，而“悦”所含的高兴喜悦情绪，并不足以成为推动行为的充分条件。这两点区分共同说明一个事实，即“乐”的层次显然高于“悦”。马王堆帛书《五行篇》指出：“君子无中心之忧则无中心之智，无中心之智则无中心之悦，无中心之悦则不安，不安则不乐，不乐则不德。”由此可知，真正的“悦”并不是纯感性而非理性的内心愉悦，而是在理性（智）指导下的内心的诚悦；只有在诚悦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心安与心乐。通过“悦”与“乐”的比较可以看出，虽然二者皆表示“快乐”“愉悦”的心理感受，但“乐”是“快乐”“愉悦”情感的最高形态表达，在层次上高于“悦”。
综之，通过对“乐”与“忧”“苦”“悦”的简要比较可以说明，“乐”既展现了现实物质层面上的满足，又彰显了主体的精神境界。在儒家，对物质之乐持有合理肯定的态度，以道德为核心的美善合一的境界之乐，是君子的价值追求；而在道家，物质之乐是遁天倍情的，真正的乐是“至乐无乐”，它以道或自然为根基，作为真人的情感表征，企图摆脱喜怒哀乐之情，实现“天乐”与“至乐”。但无论如何，“乐”总是古人以之为最高价值的情感诉求与旨归。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