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面临经济增长缓慢、气候恶化、生态破坏等多方面挑战。如何更好地推动、衡量和评价经济增长？除了经济增长之外还需关注哪些方面的增长？本报记者围绕上述问题采访了外国学者。

　　未来欧洲增长应重视质量

　　经合组织2020年9月发布报告《超越增长：转向新的经济途径》称，世界正面临着与环境、经济、社会和政治体系相关的紧迫挑战，但使用20世纪的工具无法应对这些挑战，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经济对改善人类福祉和地球生态所起的作用。报告呼吁应将经济增长作为实现社会目标（包括增强环境可持续性、减少不平等、增进福祉、提升韧性）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这要求人们应更新作为经济决策参考依据的理论、工具和方法。欧洲环境署2021年1月发布政策简报《没有经济增长的增长》称，经济增长与生产、消费、资源使用的增加密切相关，并对自然环境和人类健康产生了一定的不利影响。因此，各国需要妥善处理经济增长与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在这一背景下，挪威卑尔根大学科学与人文科学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佐拉·科瓦契奇（Zora Kovacic）、教授罗杰·斯特兰德（Roger Strand）、客座教授西尔维奥·奥斯卡·丰托维奇（Silvio Oscar Funtowicz）以及欧洲环境署综合评估与知识开发项目研究人员洛伦佐·贝尼尼（Lorenzo Benini）、阿娜·赫苏斯（Ana Jesus）提出，欧洲未来增长的焦点应从数量转移到质量上。人们需要重新思考的不仅是增长本身，还有观察、分类、评估、管理社会发展的方式。新冠肺炎疫情给经济造成了持久、严重的负面影响，且这一影响仍在延续。同时，欧洲政治制度遭遇了信任危机——英国退出欧盟，持欧洲怀疑主义的反民主政治势力在其他一些欧洲国家蔓延。与这些趋势并行的还有2008年金融危机后财富不平等的恶化，环境压力与日俱增，如极端气候问题、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流失等。

　　各方面困难的交织对现代资本主义民主的基本目标——经济的持续增长构成了威胁。英国“脱欧”和欧洲怀疑主义表明，将经济增长作为应对政治不满的对策越来越不可靠，而绿色经济增长理念虽具有政治吸引力，但难以实现。在科瓦契奇等人看来，如果增长和进步可以是非经济、非物质的，转机就会出现。就个体而言，“经济人”这一假设已被广泛视为对人类思考和行为模式的巨大扭曲，但许多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对增长的定义仍以此为基础。

　　科瓦契奇等人谈到，欧洲应重新回归欧洲的人文主义传统，聚焦于物质层面之外的生活质量。欧洲启蒙运动在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力，但我们不能浪漫化欧洲的现在或过去。

　　推进制度性变革和适应性治理

　　人们不仅需要新的增长理念，还需要改革支撑旧增长理念的制度。如果进步无法量化，那么如何问责？如果“增长”包含个人经验、局部地区思维、惯常知识形式，那么如何理解“专家”和“科学对权力说真话”？

　　在科瓦契奇等人看来，欧盟委员会2019年12月发布的《欧洲绿色新政》中虽然强调了循环经济，但其适用性有限。应批判性地看待“经济增长本身必须是欧盟未来设想的核心”这种观念。新观念如果适应其所在的制度背景就会得到接受和支持，就会被政策制定者和公民视作“可付诸行动的理念”而具有吸引力。因此，我们需要的不仅是新理念，还有随之而来的具体制度性变革。

　　抛弃唯经济增长论的前景吸引着一部分欧洲公众和机构，例如欧洲环境网络，它由所有欧盟成员国及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的170多个民间环保组织构成；欧盟委员会和欧洲议会的代表也参与了关于替代性增长前景的讨论，这在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科瓦契奇等人提倡的不是以某种幸福或效用目标取代GDP增长目标，而是更深层次的改变：让政府从设定定量增长目标的角色，转向在建立经济增长之外的福祉道路过程中担任质量保证人。若想找到大胆但切合实际的经济增长替代路径，人们需要开拓多种多样的新兴视角，并确保新主体踊跃地参与进来。

　　科瓦契奇等人提出，开放性对话中难免出现多种意见、价值观争论甚至冲突。气候变化、金融危机、英国“脱欧”、新冠肺炎疫情使人们意识到，以技术治理专门技能和证据为基础的预测—控制治理模型的局限性，因而适应性治理被提上日程。这个概念已经引入欧盟机构的讨论当中并流行起来，但在实际层面上仍难以定义和理解。

　　根据澳大利亚哲学经济学家斯蒂夫·哈特菲尔德·多兹（Steve Hatfield Dodds）、美国蒙大拿大学水资源政策与治理副教授布莱恩·C.查芬（Brian C. Chaffin）等人的研究，适应性治理是一个兴起于21世纪的新概念。它聚焦于正式和非正式机构对共享资产的管理和使用的变化，涉及制度安排的效率和可采纳性。适应性治理吸收了制度理论、政治经济学、资源和环境经济学、实验经济学、演化博弈论、组织理论、生态学、系统理论、复杂系统科学等多个研究领域的思想，可以帮助人们更清楚地理解和应对不同类型的市场失灵和制度失灵，而这些失灵可能妨碍旨在增进福祉的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科瓦契奇告诉本报记者，具体来说，适应性治理概念源自公共资源治理和韧性研究。它强调对社会—生态系统固有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进行调和，而不是依靠降低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来作决策。当未来无法预测和控制时，适应性治理可以作为系统控制工具。适应性治理的创新性在于采用循环途径：政策和决定产生后可能被反复修改，而非一劳永逸。在这个重复性过程中，系统和治理机制在相互作用、变化的关系中适应彼此，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在有需要且征得公众同意后，及时修改方案。在欧盟机构内部，适应性治理通常是在风险无法预期时，被用作风险管理的事后补充措施，这使它成为一种技术治理方法而非深思过程。在某些情况下，适应性治理还被用于通过实验促进更加开放的治理形式。

　　从更多角度思考增长

　　科瓦契奇等人表示，人人都有从经济、生态、文化、政治发展中寻找希望的需求。如果仅从物质层面看待这些希望，经济增长有限的前景是难以被人们接受的。如果“解放”希望、同等地追求其他方面的增长，科学和创造力将贡献许多有用的建议。例如，艺术可以作为想象经济增长的替代路径与强有力手段。艺术能调动人的情感和认知，消解主观表达和客观观察之间的现代性分裂。多方面融合的知识和行动有助于创造想象、实验、合作所需的空间。许多有意义的经验并不能被货币化或量化，对GDP增长的沉迷似乎已使公共政策偏轨。当代世界的挑战是将关于增长的新见解和动能注入公共讨论和有意义的变革之中。

　　超越经济学乃至超越学科的思考有助于使思考超越增长，专业或学科框架外的知识形式同样富有价值。例如，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政府已将南美洲原住民克丘亚人的“好生活”理念作为国家性倡议。“好生活”主张采纳祖先流传下来的集体性知识和生活方式，寻求尊重自然与满足人类需求之间的平衡，而不仅是经济增长，最终实现社群、家庭、自然以及更广阔天地之间的和谐。要更新关于增长和进步的观念以及经济政策，特别是考虑到世界的多元化，不同人群的愿望可能差异显著但都是合理的。

　　科瓦契奇强调，进步不应由专家定义。专家可以贡献经济理论，但还需要与社会开展更广泛的对话。科学界近年来兴起的“扩展的同行评议”反映了将知识生产拓展到当地社群、公众、行业内非学术人员等群体的需求。这类做法可帮助人们获得此前在学科结构内未被标准化的实践知识、本地知识、传统知识等各类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