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针对如何理解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前署长罗思义（John Ross）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的共同富裕理论具有重大实践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看待近些年中国经济发展？
罗思义：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将在2022—2023年成为高收入经济体。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将达成全球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成就。在高收入经济体的总体发展过程中，满足人们基本生存需求的消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将减少，满足其他更复杂需求的消费支出将增加。为了满足这些需求，投资模式将发生变化。以美国为例，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虽然经济发展的总体格局很清晰，但我们无法精准预测未来几十年的新需求。举例来说，中国的电子商务、社交媒体、高速列车等产业在近十几年来发展迅速。在未来15年里，可能还会出现革命性技术，但具体情况我们无法预知。因此，经济政策的目标是创造最有利的宏观经济背景，使这些新兴产业蓬勃发展，这需要我们准确理解高收入经济体发展的具体特征。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理解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
罗思义：从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基本问题入手，我们可以清楚地理解共同富裕的原创性和重要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向国际社会广泛开放国内市场。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1929年后的苏联或1978年前的中国存在的经济结构，几乎完全是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这其实与马克思的理论不完全相符。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实际经济解决方案方面具有卓越的独创性，不仅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实际经济体系，并且在经济理论方面实现了“回归马克思”。
中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所有主要经济体中最快速的经济发展，大量经济数据表明了这一点。进行各种数据对比的合适时间起点是1950年——这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一个整年，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经济重建的结束。1950—1978年，全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210%，苏联增长了231%，美国增长了192%，中国增长了218%。中国在这一时期取得了非凡的社会进步，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仅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相反，1978—2020年，全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172%，美国为190%，中国为2737%。也就是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是全球平均水平的16倍，是美国的14倍。中国的经济持续增长速度是世界历史上所有大国中最快的。因此，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和民族复兴至关重要。
然而，1978年后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也引发了社会发展不均衡问题。不过，我认为当前对这一问题存在两种错误观点。
其一是为了避免出现与社会不平等相关的问题，应尽量提高国有经济的比重。显然，让国有经济占比达到100%或许能够减少不平等，但经济活力不足也必然会导致苏联式的经济失败。因此，这种解决方案将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
其二是应全面市场化，以美国模式为榜样，任由资产阶级不受管制地疯狂发展。但这么做将不可避免导致更加严重的不平等，随之而来的政治动荡和社会风气败坏将让经济效率极度低下。从技术经济角度讲，这将意味着房地产行业的收入从经济上的合理投资，转向浪费性的奢侈品消费——正如美国所发生的那样。因此，这种解决方案也绝不可取。
共同富裕是中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处理社会不平等问题的创造性方案。在中国，劳动收入和财产性收入都存在。为了实现共同富裕，中国必须既牢牢掌握国民经济命脉，又坚决保障劳动者获得劳动报酬，同时大力支持生产性私人投资，并且将财产性收入的非生产性使用控制在最小范围。因此，中国实现共同富裕将是对实际的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以及经济理论的杰出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理解“斯堪的纳维亚”模式？
罗思义：经典的“斯堪的纳维亚”资本主义模式旨在通过税收等“硬”措施和社会认可度等“软”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消费不平等，同时鼓励高水平投资。在中国，能否以“斯堪的纳维亚”模式为目标来实现共同富裕这一问题，引发了广泛讨论。即使在最直接和最肤浅的层面上，这也是非常合理的。众所周知，瑞典、挪威、芬兰和丹麦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民众对福利国家的生活质量满意度最高。如果满意度的最高值为100%，那么丹麦、芬兰和瑞典民众的生活满意度分别为82%、81%和79%。所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民众的生活满意度都高于美国或英国。在我看来，与“斯堪的纳维亚”模式相比，“共同富裕”模式源于更深入、更普遍的分析——它不仅追溯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矛盾，而且追溯了社会主义国家解决经济发展与社会不平等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可以说，实现共同富裕既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又能够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