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社会科学空间”网站介绍了科尔加塔印度管理学院组织行为学教授尼姆如吉·佳木拉玛达卡（Nimruji Jammulamadaka）与巴西公共管理与企业管理学院工商管理学教授亚历山大·法利亚（Alexandre Faria）等学者的研究成果《管理学与组织学知识去殖民化》，呼吁世界各地学者进行学术去殖民化。

　　二战后，随着殖民地相继独立，政治上的去殖民化已接近尾声，但殖民主义在思想、文化、学术和精神等领域的影响仍有残余。为了批判和消除西方在认知与知识等领域的殖民主义，各国学者提出了多种概念和理论，如后殖民主义、去殖民性等。那么，这些概念和理论有何异同？学术去殖民化面临哪些挑战？应如何推进学术的去殖民化？围绕这些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相关国内外学者。

　　去殖民化与去殖民性

　　法国革命家弗朗茨·法农（Franz Fanon）是20世纪研究反殖民与去殖民化议题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21世纪初以来，学界还出现了“去殖民性”的概念，并逐渐成为一个广受关注的理论问题。

　　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中国文学和比较文学教授顾明栋向记者介绍，“去殖民性”这个概念是首先由拉美的思想家和学者倡导的一种后殖民研究理论，目标是要将知识的生产从欧洲中心主义的认识型中解脱出来，代表学者之一为秘鲁社会学家和人文思想家阿尼巴·奎加诺（Aníbal Quijano）。奎加诺强烈质疑西方知识的普世性，认为这是西方文化优越论和帝国主义霸权的意识形态根源，称之为“权力的殖民性”。另外一位代表学者是美国学者沃尔特·米格诺罗（Walter D. Mignolo），他受奎加诺的“权力的殖民性”的启发，提出“权力的殖民矩阵”，旨在批判西方现代性的阴暗面。米格诺罗认为，殖民性是西方各种机构从文艺复兴时代起就创建并操控的一套复杂的权力母体，是西方现代性的阴暗面，而且一直左右着全球的历史进程。

　　关于去殖民化与去殖民性的区别与联系，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拉美研究教授约翰尼斯·瓦德穆勒（Johannes Waldmüller）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去殖民化指的是殖民地获得政治独立的历史时期，以及它们寻求加强国家行政管理、集体认同与国家地位的过程。这个过程始于海地，更笼统地说，始于19世纪初期的拉美地区，并基本结束于20世纪70年代的部分非洲国家。与去殖民化同时发展的是对心智殖民的认识，殖民地国家与人民开始意识到，殖民者试图通过教育禁止传播或删除被殖民者的历史、语言与文化，将殖民者自认为的理性、现代和优越知识灌输给被殖民者。

　　“去殖民性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去殖民化历史时期。虽然除了波多黎各，政治上的去殖民化在世界范围内几乎已经结束，但殖民地的殖民影响并没有消失，这也是去殖民性的理论基础。这个概念代表了对依旧以发达国家剥削发展中国家的不公正世界秩序的反抗，是一个反霸权的智识项目。”瓦德穆勒说道。

　　美国康涅狄格大学哲学系教授尼尔森·马尔多纳多-特里斯（Nelson Maldonado-Torres）告诉记者，在社会科学领域，去殖民化指殖民地争取政治与司法独立的特殊历史时期，主要涉及非洲、亚洲以及加勒比地区在20世纪获得独立的殖民地国家。从这个角度而言，去殖民化已经完成，而去殖民化同时又成为了一个研究对象，就像其他历史时期的文化形构成为学者的研究对象一样。然而，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主义不仅渗透到殖民地国家的司法和政治中，甚至渗透到被殖民者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殖民地出生或生活过的民众，即使已经离开殖民地，依旧被打上殖民性烙印，并深受其困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去殖民性理解为对殖民思想、符号和行动的反抗，而不单单是为了寻求政治独立。

　　马尔多纳多-特里斯进一步提出，去殖民化往往仅限于某些特定历史时期，而去殖民性可以更好地理解为持续质疑殖民性的思想、感受和行动。虽然去殖民性的概念是殖民地独立之后出现的，但去殖民性的思想其实先于去殖民化运动出现。去殖民性挑战的是殖民性的各种形式，包括殖民性对学术和文化的影响。它是一个具有批判性、创造性的概念。

　　顾明栋称，去殖民化是过程、是手段，而去殖民性是去殖民化的结果。去殖民性更关注的是认知与知识的去殖民化。虽然目前去殖民性的概念还没有公认的定义，是一个开放的话题，但他认为，“去殖民性”理论的提出充分反映了当下的现实状况，即世界还没有摆脱殖民性。

　　去殖民性研究与后殖民研究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国际学术界针对西方知识霸权曾掀起一波批判浪潮。在非殖民化和以反对西方主流文化为特征的反西方文化运动的背景下，一些发展中国家学者提出“知识殖民主义”的概念，认为西方的扩张不仅体现在经济和政治上，而且体现在教育和智识上。当时非西方学者的声音很难被“主流社会”听到。随着知名批评家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 Said）的著作《东方主义》的出版，以及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兴起，批判西方知识霸权的高潮逐渐形成。

　　马尔多纳多-特里斯称，后殖民主义研究往往被追溯至1978年萨义德《东方主义》的出版，以及他运用后结构主义方法论对欧洲殖民主义展开的批判。萨义德着重剖析了英国与法国殖民主义，以及它们如何在西方现代性的形成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作为理论范畴，去殖民性或许与去殖民化更广泛的内涵有关。“虽然后殖民研究与去殖民性研究有相似之处，但我们不能将去殖民性简单地认为是后殖民研究的结果或发展。”马尔多纳多-特里斯对记者说。

　　顾明栋表示，将去殖民性视为后殖民研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拓展概念或理论，并将其归属于后殖民研究范畴是合乎情理的。但是，从事去殖民性研究的学者却不主张将二者混为一谈。他们认为，后殖民主义通常涉及有色人种、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或少数族群对殖民主义霸权的反抗实践，而去殖民性是一种“分析性”和“规划性”运动，旨在离开和超越后殖民研究。

　　在对去殖民性与后殖民研究的主要差异予以分析后，顾明栋认为，后殖民研究主要采取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路径，侧重于批判殖民主义在历史上和当下所造成的各种后果，用中国学界熟悉的说法，就是侧重于“破”。去殖民性研究对西方现代性和知识进行“祛魅”，提倡从第三世界原有文化传统和现实生活中发掘资源，开展不受西方文化传统限制的认识论重构和知识体系重建，也就是“立”。

　　推进学术去殖民化

　　顾明栋认为，如何完全实现去殖民性更是一个较为困难的实践问题。去殖民性理论倡导者提出，要在西方知识体系之外重建非西方传统的知识和认知模式，这是一个短期内难以实现的目标，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文化无意识”。殖民地人民被殖民的历史经历，就是文化无意识发生作用的时期，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文化都受到了影响。这决定了文化意识的去殖民性必须是双向的。

　　时至今日，政治殖民行为已是过去式，效应和后果大都保留在殖民遗迹和民众的思想之中，并以文化无意识的形式存在。由于殖民主义对世界文化意识产生了重大影响，全球的文化无意识应该更为恰当地被称为“殖民无意识”。在文化殖民和精神殖民方面，“殖民无意识”就是殖民主义的隐形逻辑，也是实现去殖民性的终极障碍。在后殖民研究的大背景下，殖民无意识是东方主义、殖民主义和各种文化帝国主义研究的基本逻辑，这与“权力的殖民性”互为表里。殖民主义的内在逻辑，就是从殖民主义产生之初至今在认识论和知识生产方面发生作用的殖民无意识。

　　瓦德穆勒也认为，对殖民历史与当代殖民主义残余的无意识，是学术去殖民化的一大挑战，然而误导去殖民化过程、为了竞争目的而仅在表面做文章的风险，也值得警惕。学术去殖民化不仅要增强学术多元性、提高参与度，创造公平的全球竞争环境，还要在全球知识发展与传播方面全面摆脱各种形式的类殖民主义状况。此外，许多世界顶尖大学、教育项目与学术期刊都在发达国家，它们不断吸引着其他地区的顶尖学者。一些遭受过殖民迫害的地区，并没有能力大量投资学术研究、发展与创新，这也是学术去殖民化面临的一个挑战。

　　如今全球都在倡导“多元性与包容性”，马尔多纳多-特里斯却认为，这种逻辑会使学科与研究领域的殖民性被忽略。多元性与包容性已经成为西方应对“白人无辜论”潜在挑战的工具。另一个挑战是，如今发展中国家的进步正在被解读为西方倡导的现代化与发展，这种解读方式预设了现代西方模式是发展中国家应该努力达到的理想模式。在学术界，在对西方现代化道路的研究中，这种预设尤其显著，因为学术声誉与成功往往是由发达国家的学术界认可所决定的，或是通过投效发达国家的学界才能获得。

　　为了推动学术去殖民化，瓦德穆勒认为，学术去殖民化要求我们整体改革知识生产的动力机制。我们应该改变以前发展中国家学者主要负责提供原始数据，而发达国家学者利用这些数据提出概念、理论，然后发展中国家学者再解读这些概念与理论的机制。在宏观层面，迫切需要建立面向全球的研究、网络与出版基金，对发展中国家开放图书馆资源，并加大翻译力度。在气候变化日益加剧的当下，学术研究应该脱离地区和全球竞争的逻辑。在中观层面，需要在不同文化语境下重新审视关键科学项目，特别是科技、商业、法律与历史研究。学术研究应致力于提升能力、创造人类福祉、提升就业率与实现可持续社会发展。发达国家应大力向发展中国家学习，尤其在有效运用有限资源方面。在微观层面，学界应该重新探讨教学问题，对学生和教师实行有等级倾向的表现评估。

　　马尔多纳多-特里斯表示，学术去殖民化不但要求学者对西方的主流知识与教育模式持批评态度，全球学界内外还应有更多的去殖民化知识生产者。知识去殖民化是一个跨越制度、语言、国界的集体项目。“我们要建立认知联盟，进行‘斗争性’的去殖民化运动。”马尔多纳多-特里斯进一步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