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机遇，科技整体水平大幅提升，科技创新备受世界瞩目。中国的科技创新体系、新型举国体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话题，成为国外学界关注的热点。日前，围绕全球化时代中国的科技创新体系、中国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以及加强基础研究等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美国学者、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约瑟夫·格雷戈里·马奥尼（Josef Gregory Mahoney）。

　　“中国方式”提速科技发展和现代化建设

　　马奥尼谈道，中国在研发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和资源，并持续增加投入。除支持鼓励科研人员发表研究成果外，中国还大力推进高校和公共研究机构在创新与知识产权上的发展，更支持私有部门孵化相关成果；在培养本土高层次人才的同时，也对有海外教育和工作经历的科研人员敞开了大门；在基础研究以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中，包括量子计算、电动汽车等特定的行业领域内，已经形成了以结果为导向的良性竞争，进一步促进了科技发展。

　　在马奥尼看来，中国深刻领悟到发展自主科学技术的重要性。美国政府试图恶化中美两国关系并煽动中美“脱钩”的论调，客观上也促使中国更加明确地致力于自力更生。尽管有美国的干扰，中国在芯片、空间站、量子计算等领域都依靠自主研发取得了丰硕成果。中国科技的快速发展不仅只有中国自身受益，也为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服务，如中国在推动全球绿色创新上发挥了引领作用，华为等公司的发展为全球南方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负担的通信连通方案，为它们加入第四次和第五次工业革命创造了机会。

　　谈及中国科技高速发展中如何应对挑战，马奥尼提到，中国政府会根据实际情况在必要时进行合理的宏观调控，如更好地平衡研究与开发之间的关系。此外，中国会采取实际行动避免学术出版只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确保经过同行评议的学术出版物不仅只是成堆的论文，而是重要而有意义的发现。确定有发展需求的领域，设计适当的方案并有效执行，评估结果，巩固已有的成果，然后继续向前迈进……这是马奥尼眼中的“中国方式”，对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马奥尼分析了近年来中国科研国际交流合作的动态后表示，随着中国的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海外人士来到中国，包括寻求学习机会与科研交流机会的海外留学生和学者。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支持下，中国高校创建了更完备的交流合作机制和更成熟的交流合作项目，包括为海外来华学生、学者提供奖学金等。中国在科研国际交流合作的制度效能上已极大地超越了2008年之前的水平。马奥尼提出，由美国某些政治人物挑起的对中国学术形象的妖魔化在美国部分学术机构中产生了波澜，使得一些学术机构限制学生与中国学术界交流，也不鼓励教师与中国学术界交流，严重损害了中美之间在科学研究上的互相了解。但是当前中国与非西方国家的科研交流合作关系稳步发展，有越来越多来自东欧、南亚、东南亚、中亚、拉美、中东、非洲等地区的留学生前往中国求学。中国十分欢迎有志者参与对华科研交流合作，加深对中国的科学研究与科技创新能力、成果的了解，助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因此，马奥尼乐观看待未来中西方科研交流合作，如果中国作为全球和平缔造者的形象得到进一步深化，局面就会更加乐观。

　　不断深化的民主参与提高中国学术生产力

　　科技发展与高等教育发展息息相关。作为一名高校教育工作者，在采访过程中，马奥尼向本报记者阐述了他眼中的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特点和中美高等教育体系异同。他告诉记者，他在美国高校工作了10年，其后又在中国高校工作了12年，并通过客座职位和讲学活动与美国高等教育界继续保持密切往来。马奥尼表示，中美高等教育体系既有相同点也存在差异。双方都经历了走向现代大学的历史进程和教育产业化演进。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相关模式愈发成熟，而中国则通过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的各项改革实现了这一目标。

　　然而，在中国进行改革的同时，美国高等教育出现了新的变化，其中非常突出的一点是商业模式盖过了民主治理模式。马奥尼认为，这不仅影响了美国的学术自由与学术安全，也威胁到了教学研究的质量与诚信。“更糟糕的一个问题是，很多全职、有权参与高校院系治理的教职员工（在许多学术机构中占比不到30%）不得不参与带有伪民主色彩的活动以支持行政工作。这滋生了一种新型的学术失信行为，助长了腐败风气。”马奥尼谈道。此外，在这种商业模式下，美国高等教育成本的增长速度快于通货膨胀率，给年轻人带来了危机，尤其是那些来自工薪阶层或少数族裔社区的年轻人，他们只得选择背负大量债务。

　　与此不同的是，在中国高校中，人们以概念和结构上多样化的民主方式参与科技创新全过程。马奥尼认为，“换句话说，中国的学术界没有被动执行一种浪费时间、消耗精神的伪民主职能。学术界人士拥有参与机构民主建设的机会，也接受开诚布公的制度约束。他们有很高的学术生产力水平，平均而言，也得到了来自机构内外的充足的资助与支持”。马奥尼表示，更重要的是，中国没有像美国那样过度利用处于临时教学岗位或弱势地位的学术劳动力，也没有让高等教育过于昂贵，学生、教师、科研人员都不必承受像美国年轻人那样沉重的债务负担。简言之，尽管中国的高校同样不能免于市场力量和教育产业化模式的干扰，但不会被这些因素压垮，而是保留了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对教育和人类进步至关重要的应有的空间与权利。

　　马奥尼强调，美国高等教育领域暴露的问题并不是美国独有的，其他西方国家也存在类似的情况。这不仅会造成教育体制的退化，还让这种退化不易受到非议，进一步削弱了实证评估，使一些社群与现实世界脱节，加剧了人们对全球共同面临挑战的误解，也助长了对中国的严重错误的描述。他对记者表示，“很多美国人，包括学生们和教授们，对美国高等教育机构的信心有所下降，这与对政府和科学的信任度的下降也是有关的”。

　　加强基础研究是明智之举

　　对于中国加强基础研究、推进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的决策，马奥尼予以充分肯定，并在采访中针对中国在组织制度、人才支撑、群众基础方面的优势进行了分析。第一，中国没有落入“宣传陷阱”。例如，美国取得的许多重要的科学进展都是通过政府资助的研究实现的，包括在由政府资助的实验室中完成实验研究。然而，近年来，美国开始逐渐转向更依赖于私人资助的研究，尤其是在关键技术领域。马奥尼认为，中国非常清楚地意识到20世纪世界最主要的科技成就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领导推动的，无论是在美国、苏联还是其他国家。除了充分认识到政府组织、财政支持在科学技术发展上的力量，中国还意识到革命性的突破常常受到强大的私人利益集团的抵制，致力于确保相关成果朝着服务于公众利益而非私人利益的方向发展。马奥尼在采访中强调，“我们在中国的发展中看到的是一种坚定勇敢的姿态，无论是革命性的举措还是改革性的措施，中国都同样积极寻求系统协同效应以推进发展。这不仅体现在中国在基础科学和技术发展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更体现在中国从近代断壁残垣中崛起，成长为先进的科技社会，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第二，中国有受过良好的数学与科学训练的人才队伍来支撑基础研究和大科学计划、大科学工程的发展。美国长期以来一直依赖外来移民人才，但由于受到美国政府和学术机构的歧视、不公平对待，许多外来学者纷纷离开美国，到中国继续进行高水平的科研工作。

　　第三，马奥尼对记者表示，中国社会是一个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较为先进的科技社会。虽然中国还没有实现在各个领域都拥有最先进的技术，但在许多领域都已经处于领先水平。中国有希望步入最先进科技社会的行列。如在应对新冠疫情的三年时间里，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展现了科学文化在中国的深入人心，并与发达国家近年来的反科学思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