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韧性”一词出现在科学研究和社会生活中的频率越来越高。例如，建筑、基础设施等工程结构的韧性是指系统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抗和吸收冲击并较快地回到均衡状态。生态韧性指的是生态系统受到干扰（自然灾害和人类活动所致）之后维持正常功能的能力。心理韧性是成功适应困难的或具有挑战性的生活经历的过程和结果，涉及心理、情绪、行为的灵活性以及针对外部和内部需求所作的调整。社群韧性是指一个社群利用其可获得的资源来抵御、承受不利情况并复原的能力。组织韧性指的是一个组织预料、防范、应对和适应渐进变化或突发干扰并继续发展的能力。
进入21世纪，人类承受着气候变化、生态环境恶化、经济动荡、地缘政治冲突等多方面的压力。同时，数字技术迅猛发展，既蕴含着巨大机遇，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在这一背景下，培养和加强韧性被视作应对冲击的必要手段。不过，人们首先应该更全面地解读“韧性”。德国亚历山大·冯·洪堡互联网与社会研究所知识与社会项目主任本尼迪克特·费彻（Benedikt Fecher）、德国路德维希-马克西米利安-慕尼黑大学教授阿里·阿斯兰·古穆赛（Ali Aslan 
）等人近期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网站上发表文章称，仅有韧性而没有问责，将阻碍应对社会挑战所需的变革。
狭义韧性无助于变革
费彻等人谈道，“韧性”概念的流行反映了这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危机的时代。韧性常被当作社会挑战特别是气候危机的解决方案之一，只有具备韧性，人类才能度过危机并从中恢复。然而，对社会系统韧性的常见认识存在误区，会使它无法作为一个变革范式发挥作用。
首先，将韧性理解为对外部冲击的反应容易使人忽视社会挑战的潜在原因。在此种视角下，任何破坏性事件都似乎是自然力量的产物。例如，这暗示着人类对气候危机并无责任，它只是人类必须处理的问题。这种局限性认识可能与“韧性”来源于物理学有关：在物理学中，韧性指的是材料在弹性变形时吸收能量、在外力去除后释放能量并恢复原有形态的能力。但是，在社会系统中，人类对有待应付的冲击负有共同责任。
其次，上述狭义的韧性意味着回到原来的、可能是非共识性的状态和秩序。然而，改善的关键在于向后和向前——稳定和变化同时存在。仅仅回归基准线或“适应”，未必总是处理危机的可行策略。尤其是对于气候危机，渐进式适应是不够的。在渐进式适应思路中，面对海平面上升，人们只需建造更高的堤坝。事实上，人们需要做的是减缓引起海平面上升的全球变暖。这要求各方面必须进行改革。
数字化对问责的影响具有双面性
当前，数字技术日益强大，既影响着人们如何分配并监督责任，也影响着人们如何理解危机并协同应对危机。一方面，数字化有助于设立问责制度，有效协调多个主体的行动。另一方面，数字化也可能使责任模糊化、行动复杂化。
问责制度被普遍视为负责任行动——分配并承担责任的前提。数字化显著提升了公众向政治和商业决策者问责的能力。这种作用体现在一些抗议政商勾结和社会不公、呼吁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行动的公共活动之中。互联网提升了信息传播的速度和广度，营造了解决问题的紧迫感。数字基础设施还使知识的生产和散播更加便捷，为基于证据的问责创造了有利条件。例如，气候科学家和行动主义者呼吁相关数据和市场信息的收集透明化，并通过在线数据库和用户界面向公众开放。
数字工具和平台使世界范围内的实时通信、了解情况成为可能，有潜力增强以全球集体行动为基础的韧性。但与此同时，气候变化怀疑论、极端主义、阴谋论的支持者也可能利用互联网来躲避和质疑监管、组织恶意活动。有时，即使数据是公开的，可能也仅服务于少数专家或掌握充裕资源的机构，因为他们拥有分析数据所需的强大算力和专门知识。此外，数字技术的大规模研发和应用也会产生碳排放，加剧全球变暖。因此，在数字化背景下，韧性不应加重已有问题或引发新问题。这要求人们设计和推广能够增进合作、包容、可持续性的工具和平台，将问责作为公共协商的目标。
将韧性与问责结合起来
费彻等人表示，仅依靠韧性并不足以成功经受住危机的考验；将韧性与问责结合起来至关重要，因为这强调了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的关系。
在气候危机等挑战面前，人类必须积极地采取变革性行动，将复原（向后）和前进（向前）都纳入韧性概念。当韧性涉及有意识的改变和问责时，它才能成为一个重要的变革框架。在多重危机之中，若想有效开展具有针对性的变革，至关重要的是预想并以人性化的方式利用数字化。科学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因为科学提供了使人类能动性成为可能的知识。对于社会科学而言更是如此，社会科学研究信息流和权力关系，可以就社会组织的运作方式提供宝贵见解。
考虑到社会中常常缺乏关于危机的知识和严肃对待这些知识的行动，费彻等人认为，科学家应积极参与到应对全球挑战、共建美好未来的努力中，包括思考和决定自己赞同怎样的价值观并公开将其付诸实践。这种自省和有目的的行动也是韧性的一种形式，因为它要求个人直面艰难问题，为推进积极变革采取深思熟虑的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