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综合外媒报道 社会调查是有关社区和国家的关键数据的主要来源之一。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官网近日报道，该校传播学兼政治学教授凯斯林·詹米森（Kathleen Hall Jamieson）等人发文称，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如何确保社会调查的准确性和权威性是学者面临的一大挑战。

　　社会调查应用广泛，例如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参考信息、澄清利益相关者的需求、改善私营和公共部门的问责制或客户服务、提高民众的生活质量等。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对社会调查是否还像以前那样可靠表示怀疑。研究人员观察到，大众拒绝参与调查的比率不断上升。几十年前，研究人员通过固定电话可以联系上大部分美国成年人。当时的美国人很少收到社会调查邀请，因此大部分人会欣然接受调查请求。在手机取代固定电话的当代社会，许多人主动回避接听陌生电话。接听电话的人最后同意接受采访的可能性也比过去小得多。因此，假设目标人群大概率会参与调查也不再成立。詹米森等人认为，面对科技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变化，如果研究人员无法掌握调查参与人员的人口统计信息，就会降低调查的精准度，影响调查结果。

　　詹米森等人还发现，调查响应率下降增加了研究人员获取最具代表性的样本类型的成本和难度。以前，研究员需要从目标样本中提取超过60%的调查答复，而现在的响应率很少超过10%。此外，美国人对资助重大调查的政府和媒体机构的信任度逐渐下降。蓄意破坏学者言论、散布虚假的学科信息等行为，更加深了美国公众对调查结果的怀疑。

　　疫情期间，民意调查的精准性和公众信誉危机引起了美国学界的密切关注。在2021年11月18日的一次线上会议上，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长马西娅·麦克纳特呼吁学者加强维护调查研究的完整性，增进了解调查的局限性和优势，进一步披露影响调查结果评估的相关信息，引导公众识别可信调查的显著特征。詹米森等人认为，高质量地完成这些倡议还需调查研究人员践行三个科学规范：透明度、清晰度和纠正记录。首先，研究人员应公开调研方法，包括抽样设计、研究模型、加权分析和受访者身份等，方便其他学者提出建设性意见。透明度高的调查不但具有更高的可复现性，还有利于学者对比导致不同结果的调查方法。其次，为了提升调研的清晰性，学者需要使用精准的术语表达调研的学术方法、研究对象和可能影响调查准确性的因素。最后，学者应该建立一个公开的资料库，记录技术问题和补救措施，发扬科学的自我纠正机制。然而，要让“纠正记录”资料库在维护调查的完整性上发挥作用，离不开专家仔细标记各类问题，评估拟议解决方案的可行性，并确定解决方案的实施效果。

　　詹米森等人呼吁各大学术和调查机构在调查过程中不断地反思和进步。美国学术界需要进行一场文化变革，让更全面、更公开地披露调查实践及其局限性成为常态。

　　（刘雨微/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