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二十大报告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成为国内学界研究的重大课题，也成为诸多外国学者关注的研究热点。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长期实践探索的成果，不仅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更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对于中国式现代化这个重大理论创新，不少外国学者在自己专业领域进行了探讨，并作出了理性而深入的解读，力求多维度认识中国式现代化与今日之中国。日前，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系教授葛凯（Karl Gerth）接受本报记者采访，介绍了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学术理解，以及他本人对现代化进程中工业化与消费之间关系的研究进展。
研究中国推进现代化的关键方面
《中国社会科学报》：总体而言，您如何认识和看待中国的现代化历程？
葛凯：我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和中国人民取得成就的速度和规模是罕见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短短几十年里，中国迅速实现工业化，人均预期寿命翻了一番。西方关于新中国历史的研究详细记录了中国现代化的高成本，却很少讨论中国现代化的高收益。
有些历史学家倾向于关注其研究对象的成功之处，但大多数历史学家都努力保持立场平衡，甚至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持批判态度。西方历史学家常选择聚焦中国快速现代化的代价问题，讨论中国的政策失误以及这些失误造成的社会成本。当然，分析政策不足是重要的，人们可以从批评中吸取教训，但我更愿意将研究重心放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决定迅速、全面变革社会且不惜付出巨大代价的原因上。
简单地说，我不认为新中国成立时能够有很多周全的选择。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的结论是，必须立即开始现代化，否则，中国恐将继续屈从于帝国主义势力，中国人民陷于贫困的时间将更久。这种与以美国为首的全球资本主义力量持续竞争的必要性，有助于解释中国从1949年至今的现代化历程。许多西方学者关注中国与西方的政治体制差异，我则聚焦于中国现代化中的政府领导。这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关键方面，也是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紧张关系的核心部分，这些国家希望获得对中国经济和消费者的无限制准入。
从工业化和消费角度研究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社会科学报》：能否介绍一下您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路径？
葛凯：传统的现代化研究以政治和工业生产为焦点，我的研究则以消费主义为中心。相较于身份认同、种族和族裔、性别、阶层等方面，消费主义在人们对现代世界（不只是中国）的理解中被低估了。概括地说，我所讲的“消费主义”有三个部分：第一，大规模生产产品；第二，与大规模生产相关的产品大规模流通；第三，大规模生产的产品以及与其相关的意义被越来越多地用于表达等级制度化的身份。这三个部分结合形成了一种消费文化。由于工业消费是工业生产的另一面，我又称这种文化为“工业消费主义”或“大众消费主义”。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刚刚从长期战乱中恢复，国家和人民依然积贫积弱，基本没有大规模生产或大规模消费。但随着中国开始大规模生产，为工业消费主义注入血液，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例如，1956年，在上海轻工业局的支持下，首批上海制表师成立了手表工厂筹备处；1958年，上海手表厂推出第一款自制量产腕表。据中国媒体报道，试销当天，商店刚刚开门，100只手表就被抢购一空，登记预购的顾客数量一上午就超过1000人。上海牌手表一时间成为中国消费者竞相购买的紧俏商品，比任何苏联品牌的手表更流行。对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来说，戴上海牌手表不仅可以彰显自己的时尚品位，更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以特定品牌的商品传达新的身份信息，这是消费主义的一部分，中国与其他工业化过程中的国家在这一点上是相似的。
当然，中国的消费主义与发达国家的消费主义有区别。作为工业化“后发者”，中国政府认识到快速实现工业化不能仅依靠市场和私人资本，而是需要通过国家引领的工业化尽快摆脱相对落后的局面。政府必须设定优先任务，而不是由市场分配稀缺资源，政府的这一主导作用深刻地延伸至中国消费主义的发展之中。当然，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也运用政府管理消费主义，但在中国，政府的作用更广泛、更深入、更强有力，也更引人注目。
为政府有力协调生产与消费提供范例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现代化历程有何不同之处？
葛凯：在我看来，中国与其他工业化“后发者”之间的相似点多于不同点。中国常被视为政府成功引领现代化的典范，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希望效法的。其实，中国也提供了政府有力协调生产与消费的范例。我注意到，消费主义经常是现代化研究的“事后想法”。学术界曾一直以为，生产出来的任何产品都会自动地被消费，对产品的需求是无限的。直到最近几十年，关于现代化的研究考察了人们是如何“学习”想要越来越多东西的，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也需要愿意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获取这些东西。简言之，如果没有消费主义，也不会有工业化；反之亦然。这一关系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还很难看出来，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一关系则变得非常明显。
我刚才提到，新中国现代化的突出特征是政府发挥了核心作用。相比之下，较少被关注的一点是中国政府不仅决定着国家优先生产什么，还决定着国民优先消费什么。我用“国家消费主义”来描述这种政府同时涉足消费主义三个方面的情况：生产什么、谁得到生产出来的产品；与这些产品有关的理念；拥有这些产品如何定义人们的身份。人们开始使用特定品牌的产品以表明自己是谁——富有的农民、有影响力的官员、成功的企业管理者、知识分子、城市居民等。在“年轻”的新中国，每个城市家庭都有一段渴望拥有并想办法购置“三大件”的经历。以手表为例，在20世纪60年代末，地方品牌、国家品牌、国际品牌的复杂社会等级结构就已出现了。
当然，在新中国成立早期，政府更多地致力于使国民的劳动产出最大化、消费欲望最小化。即使在这一阶段，政府有时也需要国民增加消费。例如，20世纪50年代，苏联服装传入中国后一度成为中国人的时髦穿着。工业化实现后，鼓励消费是一种以物质奖励驱动人们更加辛勤劳动的方式。但值得警惕的是，不平等或将伴随工业化而来，比如在工业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居民、工人、脑力劳动者成为工业化的“赢家”，农民、女性、体力劳动者则陷入劣势。正因如此，中国政府出台了旨在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的政策。
共同应对工业化与可持续发展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看待现代化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
葛凯：快速工业化与可持续发展之间存在深刻、长久的冲突。与其他负责任的国家一样，中国正在努力化解这一冲突。但是，这是一道“难题”，要求中国或其他任何发展中国家在迅速现代化的同时不产生环境成本，是完全不公平的。我的观点是，工业化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无法由单独一个国家解决，更不可能仅靠发展中国家解决，而是需要全球共同应对。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怎样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关系？
葛凯：我想，中国向世界展现的最佳模式可能是中国人民向他人学习的意愿。中国人希望了解其他国家如何看待中国，也希望为其他国家提供参考。这与美国人十分不同，美国人很少在意他人怎么看自己，他们一向从正面看待自己和自己的动机，忽视批判性的意见。我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研究中国，而中国人想知道外国人的看法。对此，我感到庆幸。或许，这也是我一直尝试通过中国人的视角了解美国的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