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配套的政策，技术进步也可能无法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能导致一个国家的经济倒退。这是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系教授、国际经济协会主席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最近发表的研究结论。

　　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家一直认为生产力是国家繁荣的基础。一个国家可以维持高水平经济增长的唯一途径是用更少的资源生产更多的商品和服务。自工业革命以来，公众已经对通过技术创新提升生产力并最终实现经济繁荣具有根深蒂固的印象。但罗德里克认为，关于技术创新如何提高生产力是由日常的商业经验塑造的，采用新技术的公司具有更高的生产力，从而使其能够超越技术落后者。但是，一个生产型社会与一个生产型企业是不同的，在整个国家层面，提高企业生产力的因素有很多，并不只有技术而已。当前，很多经济学家未能认识到这一区别，因为他们假设技术进步最终会惠及所有人。但正如达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在其新书中提到的，工业革命开启了现代经济增长的时期，但在那个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它并没有提高大多数普通工人的生活水平。新技术可能无法提升所有人的生活水平，因为它只能给那些参与技术的小部分人群带来利益。一旦遇到不恰当的制度和监管，更是限制了大部分人群在经济发展中的议价能力，或限制了外部人士拥抱新技术。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贸易成本的下降和制造业在世界各地的扩张，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企业也融入了全球供应链，并采用了最先进的生产技术。结果，这些公司的生产力突飞猛进，但公司所在国家的生产力却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例如墨西哥，它曾经是超级全球化的典型代表，在20世纪80年代进行了自由化改革，90年代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后经历了制造业出口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双增长，但是近年来，墨西哥与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一样，进入了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增长时期。经济学家认为，墨西哥制造业在当时被迫参与全球竞争和全球供应链，确实提高了墨西哥部分企业的生产力，但其国内还有很多生产力较低的企业未能适应这种快速发展并最终关闭。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首先，大型制造企业，尤其是正规企业，由于技术革新，压缩了就业方面需求，吸收的劳动力数量在经济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小。其次，占多数份额的小型非正规企业在技术变革中无法适应新情况，导致生产力萎缩。最终的结果就是大型正规企业所提升的经济增长率被小型非正规企业的糟糕表现所抵消。同时，墨西哥的劳工与社会保险法律法规的缺失，导致了生产率两极分化模式。

　　无论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都说明墨西哥政府提高生产力的战略是失败的。无论是加入全球价值链、发放研发补贴，还是以投资税收抵免等形式制定的传统政策都瞄准了错误的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最先进的企业从不缺乏技术创新，向规模较小的服务型企业提供培训和增加投入，比提升大型企业生产力更能改善国家经济发展。

　　在人工智能的新时代，大型语言模型以更快的速度执行着各种任务，使人们对未来的生产力的显著增长充满期待。但是，这项技术的总体影响力将取决于它的益处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在整个经济中传播。如果那些占经济主导地位的行业，如建筑、面对面服务、依赖人类的创造性工作，仍然无法获得人工智能所带来的优势，那么人工智能带动的生产力提升效果可能会大打折扣。

　　罗德里克说，我们并不想变成技术悲观主义者，但是这些事例确实告诫我们不要将生产力等同于技术、研发和创新。将技术进步转化为广泛的生产率增长，需要制定专门的政策，以鼓励技术广泛的传播，并提高技术包容性。

　　（赵琪/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