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先生在接受国际应用人类学会马林诺夫斯基纪念奖时提出“迈向人民的人类学”，这不仅是对他自己研究经历的回顾总结，更是对中国人类学特性的提炼升华。相比于中国人类学的勃勃生机，近些年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则面临困境。究其原因，受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影响，民俗学研究逐渐走向理论化、实证化，而其最具学科标识性的“人民性”却不断被弱化。当前，中国民俗学有必要汲取费孝通先生的学术思想，结合学科发展历史和时代发展要求，凸显“人民性”的本位属性，开启“迈向人民的民俗学”。

　　“人民性”：民俗学的初心 

　　“中国民俗学之父”钟敬文先生强调，民间文艺具有“直接的人民性”，这不仅适用于民间文艺学，也是民俗学发展历程的真实写照。

　　1918年，北京大学发起的歌谣征集活动，标志着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民俗学被引入中国。刘半农、沈伊默、江绍原、顾颉刚和周作人等人开始大力倡导收集各地歌谣、谚语、神话、传说等，这并不仅仅是对民俗文化的兴趣使然，而是希望借助于这些民俗文化资源改造沉疴已久的国民性，唤醒社会大众的政治觉悟，培养普通民众的社会责任，拯救摇摇欲坠的国家。可以说，中国民俗学发轫之初，即承担起启蒙与救亡的双重使命，体现出中国民俗学的时代关怀和社会担当。

　　在抗日战争时期，民俗学者积极投身革命，民俗资源成为激发抗日热情、团结人民群众、宣传革命理论、维护民族团结的重要媒介。比如，延安文艺工作者充分发掘和利用陕北民俗文化，创作出《白毛女》等一大批极富影响力的作品，不仅极大丰富了战争时期的文化生活，还宣传了党的政策、理论和主张。

　　新中国成立后，民俗学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民俗学者参与少数民族民间文艺作品的搜集、整理、改编和出版工作，不仅推动了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而且这些文艺作品又与民族识别工作结合在一起，为新中国的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可见，中国民俗学一直坚持来自于人民，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始终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毫不夸张地说，“人民性”是民俗学的“初心”，贯穿于中国民俗学发展进程，成为主导改革开放前中国民俗学发展的核心理念。

　　“人民性”的消解与当代民俗学的困境 

　　改革开放后，民俗学学科逐渐恢复。但是，在西方社会科学范式影响和中国社会文化转型背景下，民俗学研究逐渐走向理论化、理性化和实证化。这提升了中国民俗学的国际化水平，提高了中国民俗学研究的学术质量，但是也存在明显的问题，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研究对象偏重边缘群体，缺乏整体性的观照。当代民俗学倾向关注边缘群体，他们的艰苦经历和坚韧精神，成为民俗学者关注的核心话题。毫无疑问，这体现出民俗学的人文关怀和社会担当。但是，这一研究路径聚焦于边缘群体，忽略了中国社会的整体性，弱化了民俗学的整体洞察力。

　　二是研究内容趋于碎片化，缺乏宏大主题的思考。随着后现代学术思潮的兴起，当代民俗学倾向于关注普通个体的命运和日常生活经验，采取自下而上的路径来观察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但是，这一研究取向容易走向碎片化，也就是只关注微观，缺乏宏观研究视角的观照。

　　三是研究取向倾向于“向后看”，忽略社会的动态发展。民俗学研究有着根深蒂固的“向后看”传统，多关注过去的、传统的社会文化事项，而对当下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的关注严重不足。

　　四是研究理念过度强调科学理性，弱化价值情怀。这种貌似客观中立的态度，既不符合日常生活的实际情况，也弱化了民俗学传统的家国情怀。这一研究趋势，使得民俗学的研究很难转化为应用性成果，进一步削弱了民俗学的发展空间。

　　民俗学面临的这些问题，虽然有诸多外在因素的影响，但归根结底还是自身“发育不良”。在传统与现代、理论与经验的“撕扯”下，民俗学逐渐迷失了发展方向。中国民俗学优良的学术传统——“人民性”，在现代学科理念的包装下，逐渐被消解。这导致的后果是民俗学研究缺乏核心的研究理念，逐渐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趋同。但是，在研究视野、理论和方法上，民俗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区别并不明显，甚至存在明显的短板，这成为制约民俗学发展的关键性问题。

　　凸显“人民性” 建设中国特色民俗学 

　　进入新时代，民俗学要想有所作为，除了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等方面发力以外，更为关键的是要找回民俗学研究的“初心”——“人民性”，并结合时代和社会发展要求，为其注入新的内容。具体来说，包括如下四个维度。

　　第一，“从人民中来”。民俗是人民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人民是民俗的创造者和传承者。民俗学研究要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看到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及其日常生活不仅是民俗学研究的对象本体，更为民俗学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来源。“从人民中来”，要求在民俗学研究中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文化观和群众观，这是民俗学研究的本体论。

　　第二，“到人民中去”。从事民俗学研究，不能坐而论道，而是要主动到人民群众中去，与研究对象“同吃、同住、同劳动”，通过田野调查的方式，才能真正理解人民群众的经验、实践和情感。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民俗形成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到人民中去”，深化民俗学研究的田野调查深度和广度，这是民俗学研究的方法论。

　　第三，“同人民在一起”。民俗学的研究，始终要坚守人民立场，保持依靠人民、造福人民、根植人民的学术信念。这就要求，民俗学的研究必须从人民群众的生活实际出发，做到实事求是、从实求知。“同人民在一起”，站在人民群众的角度，坚持真问题研究和研究真问题相结合的学术路径，这是民俗学研究的立场论。

　　第四，“一切为了人民”。民俗学的研究，贴近社会、贴近生活、贴近人民群众，要努力对接国家战略需求，提升社会服务能力，将民俗学的研究成果转化为推动民俗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资源，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切为了人民”，明确人民是检验学术研究的最高标准，这是民俗学研究的实践论。

　　民俗学起初是一门舶来的学科，背后隐藏着西方国家与社会、精英与民间二分的传统。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在吸收西方民俗学理论和方法基础上，更应该立足于中国历史传统、社会现实和文化基因，凸显“人民性”的属性，这既是中国民俗学区别于西方民俗学的特色所在，也是建设中国特色民俗学的必由之路。

　　总之，民俗学是一门贴近普通民众经验、实践和情感的学问，向上关联民族国家建设，向下贯通民间日常生活，兼具宏观性和微观性、理论性与经验性、学术性和通俗性特征，在对接国家战略，服务社会发展，丰富人民生活方面拥有独特的优势。重回“人民性”的学术传统，发掘“人民性”的时代价值，开启“迈向人民的民俗学”，这不仅是对中国民俗学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更是时代赋予中国民俗学发展新的机遇。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