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快速发展，不仅改变了传统工作流程，还可以为学者赋能。数字人文将数字技术融入人文学科研究，致力于提供新的研究方法。数字人文的诞生让学者能提出新的研究问题，并在算法与工具的帮助下探索更多研究结果。“远读”（distant reading）是数字人文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自其被提出以来，许多学者围绕这一新方法展开热烈讨论。本报记者梳理了有关学者的观点，并采访了爱丁堡大学数字文化遗产教授梅丽莎·特拉斯（Melissa Terras）和杜伦大学英语系数字人文学科教授克莱尔·沃里克（Claire Warwick）。

　　“远读”与“细读”共解文学难题

　　“远读”这一概念由弗兰科·莫莱蒂（Franco Moretti）于2000年提出。自提出后，许多学者展开讨论，并不断丰富其定义。但是不管如何变化，其核心原则之一都是倡导不必仔细阅读个别文本，而是利用数字化技术汇总和分析大量数据来理解文本，探索作品之间的共性、总结文学现象或规律，常借助图表等视觉化技术呈现研究结果。

　　与“远读”概念相对应的是“细读”（close reading），即仔细、深入地分析文本，包括揣摩语言结构、段落与句子，甚至研究单词的含义，追求深层理解，是文学研究中传统和常用的研究方法。

　　许多学者认为数字化方法不利于文学分析，因为只有通过细读才能感受到文字的细微差别与复杂性。莫莱蒂本人也承认采用“远读”的方法难以避免地会将复杂的内容抽象化、简单化，但理解文学不能仅通过研究特定文本完成，细读无法揭示文学的本质。

　　文学研究中数字化工具的应用日益广泛，“远读”的诞生与演变和人文学科数字化转型密切相关。“远读”引发了无数讨论，这些争论进而拓展至文学研究的意义、目的、理论和实践等诸多方面。

　　克罗地亚里耶卡大学英语系副教授安东尼娅·普里莫拉克（Antonija Primorac）等人在《远读二十年：对文学研究数字转向的思考》（Distant Reading Two Decades on: Reflections on the Digital Turn i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中研究了“远读”对文学研究的影响。他们表示，“远读”这种方法对文学研究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这一新的研究方法推动了文学研究重点的改变。在计算机技术的帮助下，文本的所有单词及其变形都能被检索和分析，从而捕捉细读无法掌握的微妙细节，帮助研究人员打破局限，关注到更多相对不显著的特征。

　　特拉斯告诉记者，“远读”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让研究人员能以“鸟瞰”的视角研究文学作品，并扩展可以提出的研究问题的类型。它与细读并列存在，没有孰优孰劣，二者只是不同的方法，共同为文学研究提供合适的研究工具。

　　沃里克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她认为，与传统方法相比，“远读”本质上并无好坏之分，它只是允许研究人员以不同的方式解读文本。例如，通过“远读”的方式，研究人员一次性能分析的文本数量远远多于细读，还能以宏观的视角分析某个时期完整的文学作品，或研究某位作家的全部作品。沃里克补充说，以研究某位作家的全部作品为例，要理解“远读”这种大规模算法所产生的结果，研究人员需要事先了解该作家或该时期作品的背景知识，这种信息只有通过细读具体文本才能获得，否则研究人员将无法理解“远读”结果的细微差别。因此“远读”与细读可以互为补充，回答更多此前文学研究领域无法解答的问题。

　　数字方法面临现实挑战

　　数字人文是对人文学科方法论的补充，计算方法不能取代解释学。作为人文学科的一部分，数字人文必须批判性地处理数据驱动方法的适用范围和局限性，在文学研究领域内也是如此。

　　罗马第二大学文学理论教授法比奥·乔蒂（Fabio Ciotti）在《文学研究中的远读：探索理论中的方法论》（Distant Reading in Literary Studies: A Methodology in Quest of Theory）中提到，“远读”缺乏完善的理论基础，它是文学研究中第一个没有文学理论支持的研究方法。目前关于“远读”研究的理论框架和术语都源自文学理论，然而文学理论的基础观点都认为文学文本只能通过“阐释”（interpretation）的方式来理解，更偏向诠释学范畴。但“远读”更多地属于符号学的范围，目的并非解读文本，因此“远读”需要的理论方法要改变文学的解读层次，应从文本内容的阐释转变为更为宏观层面的“解释”（explanation）。他认为，“阐释”是基于文本、人物、事实的思考结果，由价值驱动、具有主观性，而“解释”是通过假设与模型的方式，将数据与理论相结合得到的结果，全过程不依赖主观判断。

　　“远读”有一个突出的争议之处，即具有潜在的西方中心主义和英语霸权问题。普里莫拉克等人在文章中提到，当学者采用“远读”这种计算机辅助方法展开研究时，必然会遇到语言问题。目前的文本分析工具的多语言分析能力不足，许多小语种的文本分析工具仍有待开发，因此，“远读”分析只能在有限的文学文本中进行并形成理论。除此之外，“远读”所使用的数据库大多数以英文为主要语言，大部分实践也以英语为中介。普里莫拉克等人认为，不管是分析工具还是数据库语言都应该超越英语的核心语言区，否则采用“远读”方法的世界文学研究将永远被禁锢在不平等、单一的框架之中。

　　特拉斯提出了学者在实践中面临的挑战。她告诉记者，目前已经有很多备受瞩目的数字人文资源，“远读”作为其中一个重要领域也是如此。但她表示数字媒体和数字技术所带来的优势同样也会面临挑战，如现代版权意识与知识付费体系发展日益完善，反而导致在访问书籍、文本、语料库等资源上存在不便。“远读”方法对资料有大量需求，就会更为困难，这也是为什么使用“远读”方法分析的文本主要集中在19世纪文学，而非现代文学。

　　高质量的学术分析更为重要

　　普里莫拉克等人认为，作为大规模机器辅助文学研究方法之一，“远读”的发展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系列概念和数字方法已经颠覆了人文学科。例如，通过数字化方法开放档案和收藏品，使历史学家能够对过去有更宏观的理解，进而对现有的方法作出补充。她表示，学者需要思考如何更好地理解数字化技术的优势、对人文学科的影响，以及到底应当如何看待数字人文。

　　明尼苏达大学文化研究与比较文学教授蒂莫西·布伦南（Timothy Brennan）在《高等教育纪事报》刊发文章，将数字人文的崛起与人文学科的衰落相关联。他认为，数字人文将学者从知识的生产者转变为陈列者，并严重危害了对人文学科十分重要的批判性思维。

　　对于这一观点，特拉斯在采访中表示，这样的评价十分片面。西方人文学科普遍缺乏资金，许多学者认为数字人文学科获得了更多的支持，非数字人文学科却缺乏相应资源，于是就会发表类似的上述言论。她表示，批判性思维确实可能会受到数字化的影响，但这绝非数字人文发展的责任。她告诉记者，他们对数字人文的未来充满信心。

　　沃里克告诉记者，这只是多年来不赞成数字人文的学者所写的众多文章中的一篇。这些唱衰数字人文的文章时不时就会出现，宣告数字人文即将消亡，获得了大量曝光率并引发争议。但与此同时，数字人文领域一直在保持发展和繁荣，她认为这类文章的出现会引起学者和学生关注，对数字人文的发展不可谓不是一件好事。

　　沃里克表示，人文学科学者确实面临着数字化转型带来的一些挑战。她以技术门槛为例解释称，目前有一些较为友好的软件帮助学者完成技术工作，但对于人文学科学者来说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进行学习。有些人文学科学者会选择其他方式解决技术问题，比如与来自数学、计算机科学或统计学等领域的同事合作。沃里克告诉记者，遇到技术问题可以去数字人文中心寻求帮助，在理想的情况下还可以向软件工程师求助，但并非每所大学都有这样的设施与资源。如果人文学科学者想要使用人工智能方法展开研究，对设备性能就有更高要求，无论是资金成本还是技术成本都将更高。

　　两位学者都认为数字技术只是为人文学科的研究提供了一套新的研究工具，让学者能够提出更为多样的问题，以更大的规模展开研究，以不同的方式深挖人文学科主题。不管是数字人文方法，还是传统研究方法，都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人文学科存在的价值，无论采用哪种方法，学者都应该更看重分析的质量，而非在意方法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