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技术与新媒介的迭代兴起，给新闻传播研究提供了丰厚滋养，注入了强大动力。2020年，新闻传播学充分发挥学科自身特点和优势，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密切关注疫情下的重大现实问题，深入聚焦技术与传播变革，努力拓展基础研究，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在看到新亮点、新突破的同时，学术研究中存在的碎片化、同质化、功利化问题，同样不容忽视。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的新亮点

　　2020年时值恩格斯诞辰200周年和列宁诞辰150周年，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成果较往年更加丰富，呈现出诸多亮点。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发布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发展报告（2020）》指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中国舆论工作的灵魂，2020年国内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在历史、理论与实践三个维度不断向纵深拓展，呈现持续繁荣的局面。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和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当代中国的拓展深化与理论结晶。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一书的出版，为推进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社会背景与理论视野。童兵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哲学的高度，既强调新闻工作的党性，又强调按照新闻传播规律、新媒体运作规律办事，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提升到一个历史的新高度。尹韵公提出，习近平新闻舆论观承继历代领导人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思想的精神主脉，深切扣合时代发展之需之急，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推进到一个新阶段、新境界。雷跃捷认为，习近平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具有四个重要特质：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人民至上”的主体意识、治国理政的时代要求、“四个自信”的精神气质。沈正赋提出，习近平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进一步刷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思想的理论底色和创新精神，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事业蓬勃发展的行动纲领和根本遵循。

　　基于历史时间节点效应，国内诸多重要报刊推出了关于恩格斯和列宁新闻报刊思想的研究专题。童兵、陆生撰文回顾了恩格斯作为新闻工作者卓越典范的人生道路和人格魅力。郑保卫、王青梳理和阐释了恩格斯新闻思想的理论内涵和实践基础。相较而言，对于列宁报刊思想的研究，体现出更强的反思性与拓展性。陈力丹通过梳理列宁关于苏维埃报刊的论述，认为过去对列宁苏维埃报刊思想研究存在片面性和实用主义现象，需要加以反思。丁柏铨提出，不能因为苏联解体就否定列宁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建设方面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列宁关于“保障劳动者表达自己意见的实际自由”和警惕“出版物依赖于资本”等论述，至今仍具深刻含义。

　　回到经典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的基本要求。由于历史时空转换和社会环境的变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往往容易凌空蹈虚，缺乏理论和现实的穿透力。在中国知网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篇名进行检索，2020年度发表的文章逾百篇。综观诸类研究成果，一个隐约可见的趋势是学者在还原经典、重读经典方面用力颇多，其中有些成果具有较大的突破性和创新性。2020年初，陈力丹、支庭荣出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经典文献研究》，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传播、新闻、宣传等方面的论述进行考证和辨析。在新闻传播学科获准立项的十余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占三项，分别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的列宁思想研究”“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话语的历史建构与实践研究”“百年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研究”，均体现出回溯历史与经典的研究视角。

　　任何好的研究都离不开一手材料的支撑。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国科隆创办的《新莱茵报》，被称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第一次完整实践”，是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新闻思想的一手史料和基础文本。2020年10月，《新闻与传播研究》杂志出版增刊专号，隆重推出陈力丹教授团队编译的中文版《新莱茵报》创刊号、第2号和终刊号，迈出了编译全部301号《新莱茵报》的第一步，引发新闻传播学界高度关注。陈力丹撰文指出，编译全部《新莱茵报》，旨在将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1849年主办报纸的全部内容原汁原味地翻译成中文，为读者提供准确、真实、全面的历史本来面貌，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理解上的差误或教条式的理解。

　　注重历史考证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的另一大亮点。为廓清对马克思第一篇政论文《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存在的“去历史化”解读，徐梦菡、李彬深入社会历史语境与思想脉络进行了“再解读”。针对该文被视为普遍抽象新闻自由之“理论来源”，继而将马克思对封建统治及其书报检查令的批判，作为反对新闻法规与管理制度的权威依据，作者分析指出，该文代表马克思早期的新闻思想，创立唯物史观后，马克思对新闻自由问题的认识已不再局限于逻辑雄辩，而是基于对全面异化的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斗争与超越，故只有“全面把握马克思新闻思想的来龙去脉与科学内涵”，才能“匡正对这篇雄文有意无意的误读”。陈力丹对列宁经典之作《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的写作背景、“齿轮和螺丝钉”喻证使用等问题进行了考证研究。毛湛文、夏琪、吴璟薇基于《新莱茵报》的原版文本和相关史料，分别考证了《新莱茵报》的新闻报道原则、新闻时效原则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莱茵报》时期的广告思想。

　　还有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名词、概念与核心观念进行了跨越时空的探源和考察，富有新意和启发性。邓绍根、丁丽琼通过爬梳最新史料发现，1917年5月6日，天津《大公报》最早报道了“黎里尼”（列宁），并于5月17日首次使用了“列宁”译名；1919年11月18日，《晨报》首先采用了“列宁主义”一词。十月革命后中国对列宁主义的介绍逐渐增多，态度也“由负转正”。“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刘继忠对列宁的这一经典论断在中国传播的百年旅行史，进行了考证和阐释。他提出，在革命年代，中共领导人将上述观念转化为“全党办报”理论，在建设和改革年代再将其发展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这表明此“提法”的精髓已化为中共党报文化的核心基因，牵引着中共党报百年历史与未来走向。

　　疫情下的传播生态及其治理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重大突发公共事件视域下的信息传播及其治理成为新闻传播学关注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信息疫情”或“信息流行病”是其中的关键词。这方面产出了比较丰富的成果，不少学术报刊推出“专题”或“特稿”。

　　新媒介格局带来传播生态的变化，引发学者新的思考。蔡雯分析认为，与2003年“非典”时期相比，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新闻传播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媒介机构不再是阐释新闻事件的唯一主体，新闻的价值和意义在互联网社交平台上不断重构，新闻边界日益模糊。刘鹏用“全世界都在说”来概括新冠肺炎疫情下用户新闻生产的总体特点，提出在数字媒体环境下，用户通过积极自我曝光获得更多可见性，打破了机构媒体控制的结构化新闻场域。用户通过“重写新闻”的方式，共构了开放迭代的新闻流，带来了多种话语的碰撞冲突。

　　反思特殊时期的信息传播伦理。陈昌凤通过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信息传播中的“失实、失善伦理现象”进行分析，探讨了批判性思维对于提升新闻传播专业性、建立人们对虚假有害信息“群体免疫”的重要性。张涛甫提出，对照媒体的实际表现，这场疫情更加反衬出“新闻正义”的极端重要性。危急时刻信息获取和传播越是易如反掌，越是需要对于“新闻价值的坚守和新闻操守的护持”。彭兰通过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新媒体传播的反思，提出 “中心化传播”与“去中心化传播”在未来仍将并存，而去中心化传播环境下的“集体免疫”思路，或是对抗“信息疫情”的一种策略参考。

　　从媒体使用、风险感知、话语分析角度对疫情信息传播展开实证研究。李红涛通过历史类比发现，新闻媒体通过“具身”记忆、“逆行者叙事”等方式，激活、挪用非典共同记忆为当下的医护“加冕”，以期“在社会冲突或危机场景下，歌颂英雄，凸显共识价值”。张放分析提出，疫情“心理时间距离”的缩短会导致 “情绪下沉效应”，要尽量避免“人为性信息真空”。楚亚杰、陆晔、沈菲研究发现，中央级权威媒体在疫情防控的全民健康教育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网络新媒体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过度防护行为。闫岩、温婧通过在线调查发现，个人层面的风险感知指向更积极的人际传播，社会层面的风险感知更多导向抽象的疾病知识和符合社会利益期待的个体行为。钟智锦、周金连采用信息流行病学研究范式，探讨了疫情扩散规模、媒体注意力、公众注意力之间的影响关系。刘毅涛、章于炎分析了新冠肺炎疫情前期湖北官员的话语策略及其影响，提出“道歉+纠错”模式的成功运用印证了本诺伊特的形象修复理论更适合中国语境。

　　疫情时期网络谣言传播及其治理成为一大研究热点。匡文波、武晓立提出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网络谣言传播模型，认为谣言传播受到事件重要性、事件模糊性、公众情绪的正影响，与公众批判意识成反比。雷霞分析了谣言生命力的主要构成要素，提出应关注新媒体平台上谣言与广告、游戏结合的现象。魏永征探讨了须受行政处罚的网络造谣行为的构成要件，回答了“不经核实”是不是就是“造谣”、在特定群体范围内传递消息是不是“散布谣言”等焦点问题。罗斌、宋素红分析了谣言传播违法与犯罪的成立条件，并针对现有法律制度中的漏洞提出了对策建议。还有学者从媒介与传播的角度提出了疫情信息治理的思路或举措。李军认为，以权威、准确、及时和公正的信息发布构筑媒体公信力，是祛除“信息流行病”的媒介之道，也是媒体庄严的社会责任。曹劲松、曹鲁娜提出，形成“吐露真言、回应传言、批驳谣言、引导戏言和消解怨言”的调和与协同机制，应当成为疫情信息传播治理的有效策略。

　　新技术驱动下的算法传播与伦理困境

　　随着算法取代编辑部成为影响信息流向的主要因素，新技术驱动下的算法传播成为一大研究热点，“算法黑箱”“算法偏见”成为其中的高频热词。一篇被刷屏的新闻报道《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让学者孙萍的调查研究成果《“算法逻辑”下的数字劳动：一项对平台经济下外卖送餐员的研究》受到关注，进而将“算法黑箱”下的伦理和社会问题推到了学术研究的聚光灯之下。

　　多角度分析和探讨算法传播及其治理。喻国明等提出，算法正在重新构建起一套全新的传播规则，其将成为整个信息系统运行的“神经”和“命脉”。林爱珺、刘运红提出，算法技术介入智能新闻信息分发提高了传播效率，也使用户的信息选择权和知情权遭遇严峻挑战。全燕认为，由于算法操控无处不在，如何走出“算法黑箱”成为一大挑战。万旋傲研究发现，算法推荐介入新闻业正在推动媒体牺牲硬新闻，提供更多软新闻，进而促使公共舆论走向两极分化与相互对立的格局，甚至成为政治操纵的工具。叶秀端认为，算法判断局限与新闻真实性、算法偏见与新闻客观性、算法个性化推荐与新闻公共性之间形成的张力和矛盾，使新闻专业主义面临新挑战。陈小燕、陈龙认为，算法技术、枢纽平台和算法政治促成了数据殖民的兴起，给网络时代的信息秩序维护带来了新挑战。罗昕、张梦提出，算法传播的“可见性”与“不可见性”生产逻辑，在世界数字鸿沟、国际议程设置等方面带来潜在风险，加剧了冲突性的信息地缘政治。许向东、王怡溪提出，算法偏见是社会偏见在人工智能时代的产物，可从法律法规、技术创新、第三方审核机构和算法价值观四个层面对算法偏见进行约束与规制。张文祥、杨林分析认为，基于算法推荐的新闻聚合平台日益替代传统媒体，成为人们获取新闻信息的主要渠道，应建立新闻算法分层责任制度，引入平台多元协同治理体系，完善新闻算法侵权救济机制。

　　“算法黑箱”带来的算法歧视和算法偏见问题，使得透明性研究进入学者视线。张超提出，在技术驱动下透明性正成为新的新闻伦理标准，其旨在重建新闻业与公众的信任关系，让新闻生产的流程与操作从“后台”走向“前台”。袁帆、严三九等通过对269名算法工程师进行问卷调查显示，目前传媒业算法工程师的算法伦理水平整体处于模糊状态，有必要以伦理规制来提升传媒业算法工程师的算法伦理水平。毛湛文等提出，在机构范围内建立包括运营部门、编辑部门和技术部门在内的“算法透明性沟通框架”尤为必要。

　　智能算法新技术带来的伦理困境及相关社会问题引发学者高度关注。李凌、陈昌凤认为，算法传播通过自我量化和自我展示将真实个体信息化，体现了技术从离身转向具身，为防止由此带来的算法牢笼、侵蚀公共性等价值风险，应强调身体对技术、真实个体对“云个体”的主导。段鹏等认为，高技术发展的黄金时代必然也是人文思考的黄金时代，当下需要重新定位人与媒介的关系，以实现技术的“返魅”，使人更具主体性，实现身体的回归。唐铮、王静远认为，5G技术在缔造各种“强连接”的同时也埋下了“断裂”的隐忧，这种断裂将存在于人工心智与行为、“超感现场”与新闻真实之间。姬德强关注到智能化新技术带来的“深度造假”问题，提出超越人类识别力的技术模糊了真与假的界限，当真相生产的专业制度被技术轻易打破，社会问题就会以最快速的方式呈现出来。陈昌凤、徐芳依分析认为，泛滥全球的“深度伪造”挑战了新闻真实性原则和用户追求真相的价值观，已严重危及信息安全和国家安全。

　　此外，在智能算法技术推动和主导的大数据时代，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权利的保护、数据话语权构建、舆论和观点的极化、老年人或青少年新媒体使用及其权益保护等问题，同样受到学者关注。

　　新闻传播史论研究的新视角

　　在新闻传播史论特别是新媒体史论领域，表现出“以新视角寻求新突破”的倾向。

　　开创新闻报刊史书写新范式取得新成果。黄旦以戈公振和梁启超为例，考察分析了将“报纸”“报馆”作为对象的传统报刊史书写方式，进而提出开辟报刊史研究的第三条道路：以媒介之“通”为形态的新报刊史书写。即立足人类沟通层面重新理解“去塞求通”，以中介化实践为路径，使报刊史成为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社会相遇、碰撞的关系形态史。胡百精以舆论与国家治理的互动关系为视角，考察分析了中国舆论观在清末民初发生的现代化转型及其困境，以透过那些显现于历史岔口急流处的经验、智慧和困惑，为再度促进舆论观的传承、更新和创造提供镜鉴。王润泽等以知识社会学为视角，探究近代新式教科书中新闻知识体系的呈现，以及媒介知识在特定文化和社会语境中如何成为普遍认知，进一步揭示了传播革命时代报刊知识被生产进而成为公共知识的过程。纸张是报业的“血液”与“食粮”，是衡量报业发展状态的重要指标。齐辉独辟蹊径地考察了中国近代报业纸荒困局产生的原因与轨迹，以此揭示近代中国新闻业发展之路的困厄与多艰。此外，“文明多样性视野下的中国媒介考古”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预示媒介考古学作为新兴研究领域将会受到更多关注。与此相关，吴世文提出可借鉴媒介考古学、媒介物质性等国际前沿研究，推动我国互联网历史学的发展，为全球互联网历史学作出基于中国经验和中国视角的贡献。

　　新闻传播理论在研究视角和理念创新方面不断拓展。杨保军分析了当代中国新闻学的“重大问题”和“特色问题”，提出新闻学研究逻辑起点和研究对象开启了从职业范式向社会范式的转换历程。季为民分析了数字媒体新闻伦理研究的新观点、新问题和新趋向，提出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伦理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针对传统新闻学在数字时代存在的学科地位边缘化危机，常江探讨了数字新闻学作为“一种新新闻理论体系”的现实性和可能性，提出数字新闻学可在四个方面对传统新闻学体系实现范式突破。王斌提出，传统新闻学已严重滞后于互联网时代的学术资源和实践资源，可从研究对象、研究视角、研究范式三个维度构建互联网新闻学。

　　在传播理论层面，刘海龙对施拉姆与中国传播学的关系进行了新的解读，提出对施拉姆形象的建构，折射出中国学者的学科意识与焦虑，以施拉姆为镜，便于洞见中国传播学所面临的学科化问题与争议，进而基于中国国情重新思考传播学科的历史及未来。胡翼青提出，只有摆脱功能主义范式的媒介实体化认知，通过“结构隐喻”的方式不断拓展媒介的内涵和本质，才能让人真正看到传播学理论化的希望。孟建、胡学峰提出，数字人文研究呼应了传播研究实践转向的趋势，为包括传播学在内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创新提供了新的思考框架。陈蕾提出，随着学科话语体系危机的出现和学科重建思潮的兴起，对于传播学学科性质的追问应从知识论反思转向生存论反思。史安斌等提出，随着世界进入“新全球化时代”，只有将“跨文化传播”升级至“转文化传播”，才能充分涵括和解析全球社会与文化之变局。

　　作为对西方传统新闻理念的反思和创新，“建设性新闻”继续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学者基于中国现实语境对其进行新的解读、阐释和构建。唐绪军分析指出，如何让专业新闻在众声喧哗的舆论场上发挥主流和引领作用，是当下新闻业面临的挑战，建设性新闻理念的提出试图回应这一新挑战。蔡雯提出，中国语境中的新闻建设性，在目标层面上与西方建设性新闻既有共同之处，也有差异。殷乐梳理了正面报道原则的发展及特征，提出建设性新闻理念贯穿于中国新闻事业发展过程；漆亚林探讨了构建建设性新闻中国范式的可能。

　　新闻传播理论研究不断向新媒体领域拓展和聚集，由此促动跨学科研究不断走向深化。隋岩、唐忠敏从符号学的视角探讨了网络叙事的生成机制，提出网络叙事的生成机制和生命力不仅为网络传播的活跃性提供了保障，而且对社会交往乃至人类思维方式产生深刻影响。彭兰从网络社会学的视角分析了网络社会的“圈层化”和“层级化”现象，提出网络社会层级分化为人们超越现实社会阶层寻求新的社会支持、社会归属提供了可能，也带来了不同阶层人群间的“落差”和“隔阂”。白红义考察了媒介社会学中“把关”理论的形成、演化和再造过程，提出在众声喧哗的数字媒体时代，“把关”不应是为了控制信息的流动，而应当成为促进新闻与公众之间进行有效连接的机制。媒介人类学研究日渐展示出独特魅力，郭建斌通过田野考察对“中国流动电影放映”的再阐释，孙信茹在新的技术环境下对“嵌入”概念的再思考，均具启发意义。

　　媒介技术哲学研究尚处起步阶段，有些成果值得关注。孙玮从城市影像如何重塑人与世界的关系视角，提出“就像当年电视挤压电影一样”，短视频成为建构社会现实的强大视觉性力量。芮必峰、杜丹等学者探讨了媒介技术的生存论转向及媒介物的中介化问题。

　　评析与展望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以及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技术，正在加快重构新闻传播学科的体系与边界。因应这一变革现实，2020年新闻传播学研究进一步凸显两大发展态势：其一是研究议题向互联网新媒体领域的聚集更为明显，其二是多学科交叉研究的趋向更加突出。检阅本年度主要专业期刊，一方面，大多数选题均与新媒体有关，前互联网时代的传统选题似乎成了 “另类”。另一方面，如上文所述，媒介社会学、媒介人类学、媒介考古学、传播法学等交叉学科的兴起，拓展了新闻传播学科的研究领域和视野，推动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开放，其突出表现是，新闻传播学科组织的跨学科会议以及取得的跨学科合作研究成果呈日渐增多之势。

　　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流行的特殊时期，新闻传播学科的实用主义传统使其在反映现实、服务现实方面的优势得以充分彰显。在疫情发生两三个月之后，已有学术期刊集中刊发相关专题研究成果，探讨我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新闻发布的策略，分析新冠肺炎疫情语境中多元媒介的微博话语表达等，这是学术服务于国家和社会重大战略需要的充分体现。

　　在取得积极进展的同时，新闻传播学研究亦暴露出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求新求快的学科惯性推动下，新闻传播学研究“追逐热点、追逐技术”的倾向比较突出，以致对于疫情信息传播展开的大量实证研究止于验证常识或对策运用方面，理论学术层面的价值不大。二是在对新兴技术没有足够掌握的情况下，以大数据、算法、区块链为对象的各类传播研究已然成为新闻传播学的一大热点。而实际上，这类成果基本停留于“理论想象”，由于对新兴传播技术背后的传播机理及其学术内蕴难以展开深入剖析而沦为了学术泡沫。这也带来了相关问题，即过于注重实用的研究倾向和发表导向，使学科基础理论研究被有意无意边缘化，其结果就是对于学科发展具有支撑性的、富有创新性或个性化的研究成果比较缺乏，显得知识有余而思想不足。理论学术的贫困乏力与丰富生动的传播实践之间累积形成的明显落差，既是新闻传播学科发展面临的外在压力，又是促其前进的内在动力。

　　国家与社会发展需要是学科发展的原动力。在互联网推动社会深度变革的时代背景下，新闻传播学科迎来新一轮发展机遇。无论作为传播媒介还是新兴场域，互联网已成为充满张力和竞争力的开放性研究领域，新闻传播学科能否通过深耕占有一席之地，实乃巨大而紧迫的考验与挑战。展望未来，新闻传播学只有抓住互联网革命这一历史契机，找准学科定位，厚植理论根基，才有可能在新一轮学科分化与重组中站稳脚跟，立于时代学术之林。

　　（执笔：冯建华、王建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