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美术是中国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近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红色美术应运而生，并且在中国美术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明确指出：“经典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其中必然含有隽永的美、永恒的情、浩荡的气。经典通过主题内蕴、人物塑造、情感建构、意境营造、语言修辞等，容纳了深刻流动的心灵世界和鲜活丰满的本真生命，包含了历史、文化、人性的内涵，具有思想的穿透力、审美的洞察力、形式的创造力，因此才能成为不会过时的作品。”红色美术经典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类型，是延续中华民族历史记忆的重要载体，具有鲜明的特色。

　　对中国红色美术经典“底色”的思考

　　中国红色美术是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而出现的，至今已有百年历史。在此期间，中国红色美术经历了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等不同的发展阶段。从大量资料来看，中国红色美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但它的“底色”始终没有改变。中国红色美术的底色是什么？是它的“人民性”。

　　“人民性”是评价文艺作品的重要标准。1859年，马克思在谈到拉萨尔的悲剧《弗兰茨·冯·济金根》时曾深刻提出：“革命中的这些贵族代表……不应当像在你的剧本中那样占去全部注意力，农民和城市革命分子的代表（特别是农民代表）倒是应当构成十分重要的积极的背景。”“农民代表”从本质上看，其实就是马克思文艺作品“为什么人”的倾向性。马克思指出，“人民历来就是作家‘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马克思主义关于文艺创作中的“人民中心论”思想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主要内容。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引领下开展了广泛的革命实践和文化运动，先后提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原则的问题”，“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因此，“人民性”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在实践发展中不断开拓、发展的标识。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成为创作本身探讨的主要问题，而将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社会情感、思想文化和精神需求用艺术的形式客观、真实地表现出来则是它的基本内容。也就是说：“人民”是“红色美术”的核心词汇。“红色美术经典”以“人民性”作为本体叙事语言的主要风格和艺术创作价值的最终归宿。广大美术工作者本着“人民性”原则，创作出了许多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红色美术经典”作品。

　　从中国美术史的书写历程来看，红色美术经典创作贯穿于中国近现代美术发展的各个阶段。由于其特定的时代特征和历史意识，美术创作的审美基础是注重把握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之间的张力，在不断阐释和价值积累中迈向当代美术创作的经典化。这一特征是通过对传统历史文化吸收和阐释，在不断彰显社会价值、体现“人民性”的过程中实现美术创作的经典化，其美学思想与现代美术创作的“审美生活化”转向紧密相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艺术创作领域的集中体现，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文化支撑。因此，美术创作的“人民性”和“经典化”成为当代中国文艺现代性的主要内容和体现方式。正如尚辉教授所言：“赋予人民大众以平等的审美权益，这个中国美术现代性的基本意涵，也必然表现在以人民大众为艺术审美对象这个美术创作的根本问题上。”

　　“人民性”在各时期美术经典中的反映

　　梳理百年中国红色美术经典创作，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作为一种文化价值建构和艺术创新的重要符号，“美术经典”创作始终葆有“当下性”的审美意味，体现了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主义情怀的有机统一。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引领下的革命文艺的实践成果，也是新时期中国主流美术创作的发展趋势。

　　“人民性”思想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创作中已初见端倪。林风眠提倡“走向十字街头”，瞿秋白等文艺理论家也主张重视民众文化。抗战时期，人民性倾向则受国家忧患和人民痛苦的激发。基于抗战的社会现实需求，中国美术自觉地选择了现实主义艺术，并逐渐形成了“革命的现实主义”和“民族化”的创作方向，彰显了“为人民而艺术”的创作宗旨，形成了“为抗战而美术”的创作实践方向。画家们在还原战争场景的同时不忘立足于生活实际，形成了中国美术现实主义创作的主潮。抗战时期江丰创作的《平型关连续画》、周多的《妇女手中线，战士身上衣》，新中国成立后詹建俊创作的《狼牙山五壮士》、王盛烈的《八女投江》、方增先的《唤起工农千百万》、程十发的《歌唱祖国的春天》，改革开放以来周思聪创作的《人民和总理》、郭健濂等人的《太行山上的新愚公——李保国》、何加林的《老寨新韵》等经典作品，都蕴含了艺术家对人民命运的关怀，对美好人性的讴歌，对人生理想的抒发。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不同时期，红色美术经典创作以其特有的视觉形象性和艺术感染力塑造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传承美术经典创作在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既一脉相承又各具特色，是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方式。

　　总之，红色美术经典创作从属于革命和建设历史叙事，见证了共产党人不断壮大、不断成熟的革命历史进程，展现了特定历史时期的革命史观在美术创作中的作用。放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现“红色基因”的美术创作正彰显出历久弥新的精神价值。

　　“人民性”与“艺术性”的融通

　　红色美术经典之所以具有重要的价值，是因为其创作的审美形式在特定历史环境下折射出的审美理想，特别是直指人心的现实主义风格成为艺术家们的审美追求，实现了“人民性”与“艺术性”的融通。

　　从艺术的维度看，红色美术经典创作的文本思想具备现代意味的“诗史”视点，注重凸显作品的人文观念，实现思想深度和历史内容的艺术性统一。从艺术本体论视角看，艺术家们以亲历者或非亲历者的身份通过各自对历史与现实的理解，在创作风格上力求题材的现实化和语言的写实化，并通过直观的视觉形象叙述中华文明发展史。近百年来，中国美术创作在艺术语言、风格形式、语汇图式和审美意趣等方面力求变革创新。客观来看，无论是从革命斗争角度创作的诸如何红舟、黄发祥的《启航——中共一大会议》、刘国枢的《飞夺泸定桥》、胡一川的《开镣》、沈尧伊的《遵义会议》、石鲁的《转战陕北》、董希文的《百万雄师下江南》等作品，还是从社会发展角度塑造的诸如卢沉的《机车大夫》、赵志田的《大庆工人无冬天》、骆根兴的《西部年代》等人物形象，都是根据不同的历史事实、不同的绘画思想和表现方式，传达出了共同的社会功能，是民族意识、国家认同和自强精神的视觉再现。

　　当然，中国红色题材创作在表现形式和技法观念上也曾突破写实主义绘画的单一模式，传统与现代有机融合，进一步开拓了主题内容的多样化和个性化探索。如第六届全国美展的金奖作品《太行铁壁》，画家王迎春、杨力舟以宋人山水画的大斧劈皴和黑白木刻的简易造型生动形象地将抗战将士和太行山坚如钢铁的岩壁整合为一体，以张弛有力的视觉感受和艺术内涵塑造了宏阔的历史意象，再现了有血有肉的革命形象。金奖作品《开荒牛》，雕塑家潘鹤采用象征主义手法，刻画了一头全身“铆足力气、奋力犁地”的公牛形象。作者将公牛形象比喻为披荆斩棘、埋头苦干的拓荒者，歌颂了深圳人埋头苦干、不怕艰难险阻，勇于破除旧观念，将改革阻力连根拔起的“拓荒”精神。这种精神成为深圳、广东乃至中国改革开放的“世纪象征”。第九届全国美展的金奖作品《五角星》是新时期以象征符号传承红色基因最震撼人心的作品之一。冷军别出心裁地选取了五角星这一极具象征含义的对象进行描绘，他以黑底衬托闪耀光芒的五角星，以超写实的绘画技巧将凹凸不平残缺修补的金属焊接融为一体，隐含着对革命先烈的缅怀和对民族未来的希望。上述诸多作品的表现形式，在借鉴与汲取当代艺术观念与语言的同时，突破了以往的“纪实性”描绘，呈现出新时期主流美术的审美追求。

　　随着“人民性”思想的凸显，中国美术突破了宏大叙事的桎梏。艺术家们通过关注个体的生存体验，思考属于“人”本身的话语空间，展现出了人道主义的时代精神。赵振华的油画《抗击非典》，以三联画的形式将三个不同场景并置于同一空间，真实再现了2003年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抗击非典的过程。中间一联为静态的医护人员群像，面容坚定；左联为动态的转运病人的场景，神情紧张；右联为搀扶过度劳累瘫倒在工作岗位上的同仁，令人感动。三个场景转换起伏承续，塑造了医护人员在面对严峻挑战时临危不惧、甘于奉献、不怕牺牲的群体形象。黄华三的中国画《苟利国家生死以 岂因祸福避趋之》以钟南山院士为原型，记录了他“逆风而行”的勇敢身姿，塑造了危难之时以钟南山院士为代表的白衣战士对百姓生命健康高度负责的家国情怀。以上作品将艺术家个体审美融入对重大历史事件或英雄人物的叙述之中，“以小见大”地刻画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主题，以全新的艺术视角与艺术语言创作出了“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的社会主义群体文化图像。

　　红色美术经典创作既是对国家文艺方针政策的积极响应，又是中国现代美术在一定历史阶段的内在诉求。因此，在建党一百周年之际，我们通过美术经典作品去重温气势磅礴的革命精神，去深度剖析美术经典创作在当代语境中的历史与艺术价值，不仅有利于激发当代中国艺术家的责任感，而且能够阐释富有民族色彩的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国力量，从而进一步构建美术经典创作的当代艺术形态。新时期的美术经典创作理应以尊重历史事实为基础，在重述历史和再现历史的过程中融入更多时代精神，在过去与现在的比较中体现社会的本质和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在真实与艺术的映照中体现美术经典的价值与魅力。

　　（本文系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建国七十年来陕西红色美术创作研究”（2019K04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