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受“重道轻器”“重经史轻理艺”等思想的影响，识字的文人学者大多“不屑于”器物、科技、工艺之类的文献编纂，而手工艺人又多不识字，无法将自己的技艺和思想付诸文字，笔之于书，他们只能通过口口相传、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其技艺和思想，导致中国古代陶瓷文献编纂数量的稀少。清代蓝浦的《景德镇陶录》中就有一段关于中国古代陶瓷文献编纂状况的描述：“从来纪陶无专书。其见于载籍者，或因一事而引及一器，或因一器而引及一事，或因吟赋而载一二名。惟蒋祈《陶略》及沈阳唐公《陶成记》《示谕稿》说景德镇陶事颇详。其它如练水唐氏《窑器肆考》，详天下古窑颇悉，而于镇陶多本传闻，往往出蒋、唐诸集之外，其实不无谬误。”
从现有的陶瓷文献整理成果来看，中国古代陶瓷文献编纂整体状况确实如此，不仅编纂数量相对稀少，而且分布比较零散，多是一些只言片语，少则一二句，多则数十言，成系统的陶瓷专论文献凤毛麟角，总共不过20余种。但是，倘若将两千多年间编纂的古代陶瓷文献汇集起来，其总量还是比较可观的，粗略估计有3000余种。同时，中国古代陶瓷文献的编纂还曾出现过两次发展高峰，一次是在清代乾嘉时期，一次是在清末民国时期，其具体表现均为：一是陶瓷文献编纂总量相较其他时期明显增多，分布范围亦更加广泛；二是成系统的陶瓷专论文献尤其是陶瓷专著明显增多，如清代乾嘉时期出现了《陶冶图说》《陶说》《景德镇陶录》《阳羡名陶录》等，清末民国时期出现了《匋雅》《瓷史》《瓷器概说》《景德镇陶业纪事》等。不过，这两次高峰形成的原因，却有所不同。
第一次高峰形成的原因
一是“实学”思潮的持续影响，这是第一次高峰形成的时代背景，也是第一次高峰形成的思想基础。明代文人倡谈心性，坐而论道者尤多，不过到了明末清初时期，这种“士无实学”“平时袖手谈心性”等现象遭到了严厉批判，有独到见解的文人开始“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梁启超语），并逐渐兴起了经世致用、格物致知的“实学”思潮。这种思潮一直持续到清代乾嘉时期，受其思潮的持续影响，不少文人将研究的关注点由形而上之道转变为形而下之器，并由此出现了许多“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但却“于人们生活日息相关”的技艺类著述。诸如《陶说》《景德镇陶录》之类的陶瓷著述，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二是清初文字狱的大肆施行，这是第一次高峰形成的社会背景。清代自顺治朝开始施行焚书之先例，严饬文人学士不得崇尚异说、妄立社名、纠众盟会等，由此出现了一系列文字狱事件。到了雍乾时期，此风更甚，文网密布，冤狱丛生，使文人学士人人自危，不敢谈论政治、妄议国事，也不敢发表学说观点，逐渐开始关注不切政治时务的文献整理、古籍注释、科技著述等。到了乾嘉时期，就出现了许多诸如《陶说》《景德镇陶录》之类的陶瓷著述，这些著述既属于科技著述的范畴，又有文献整理的内容。以《陶说》为例，该书可谓是一部以文献整理的方式编纂而成的陶瓷史著作，文献来源十分广泛，涵括了经史子集各类文献，计有十三经、二十二史、诸子百家，还有《说文解字》《玉篇》《茶经》《格古要论》《留青日札》《博物要览》《五杂俎》《清秘藏》以及唐至清代的诗文集等。《景德镇陶录》中也有陶瓷文献整理的专门篇目。
三是中国古代陶瓷技艺的渐趋成熟，这是第一次高峰形成的根本动因。中国古代陶瓷技艺发展至清乾隆时期渐趋成熟，不仅分工细致，制作精良，而且影响广泛，享誉全球。以故宫博物院藏的乾隆各色釉彩大瓶为例，该瓶通高86.4厘米，形体硕大，造型端庄，有“瓷母”之美誉，其装饰几乎囊括了中国古代陶瓷史上的各种釉彩，如白釉、青釉、红釉、黄釉、蓝釉、仿哥釉、仿官釉、青花、五彩、斗彩、粉彩、珐琅彩等，可谓精彩纷呈，奇妙无比。如此众多的釉彩需要不同的原料配方、不同的烧成温度和气氛乃至多道工序才能完成。该瓶通体无瑕，极为难得，体现了乾隆时期陶工鬼斧神工般的高超技艺。这些渐趋成熟的陶瓷技艺急需当时文人学者总结，于是诸如《陶说》《景德镇陶录》之类的陶瓷著述就相继问世了。
四是文人学者的大量介入，这是第一次高峰形成的直接动因。受上述三方面因素的影响，乾嘉时期的文人学者开始大量关注到陶瓷领域，并结合自身的优势和特点撰文立说，由此促使一大批陶瓷文献编纂问世。这些陶瓷文献或是受皇帝之命，据图记述陶瓷技艺的，如督陶官唐英的《陶冶图说》；或是结合自己学术之长，录载中国陶瓷发展史的，如朱琰的《陶说》；或是根据自己所见所闻，描述景德镇陶瓷发展史的，如蓝浦的《景德镇陶录》；或是在前人著述的基础上，重新编排和增补内容的，如吴骞的《阳羡名陶录》；或是依照自己或亲友的古董收藏，对陶瓷加以品评赏析的，如程敦的《秦汉瓦当文字》、石华的《古玩正宗秘论》以及乾隆皇帝的200余首陶瓷诗等。
第二次高峰形成的原因
一是“经世致用”“实业救国”等思潮的持续影响，这是第二次高峰形成的时代背景，也是第二次高峰形成的思想基础。清代后期，尤其是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以后，不少文人志士开始寻求富国强兵之道，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提出的“经世致用”思潮再度兴起，洋务运动、实业救国等陆续出现。受此影响，全国多地如江西、湖南、北京、天津等相继成立了瓷业公司，留下了许多宝贵的陶瓷文献。向焯于1920年编纂的《景德镇陶业纪事》也是因此而著，该书凡例中有言：“调查本意，志在考工，传之国人，提倡企业，国富蕴蓄，启钥是资。学者致其谋，劳者宣其力，富者集其资材，庶几实业之兴，可翘足待也。”
二是海内外对中国古陶瓷鉴藏的浓厚兴趣，这是第二次高峰形成的社会背景。中国古陶瓷鉴藏自宋明以来愈来愈受关注和重视，到了清末民国时期尤甚，这一时期不仅国内鉴藏者对中国古陶瓷钟爱有加，国外鉴藏者也是十分痴迷。为“迎合”这一社会趣味，许多有关中国古陶瓷鉴藏的著述应运而生，系统性论述的有陈浏的《匋雅》、许之衡的《饮流斋说瓷》等；专题性论述的有荆子久的《钧窑考证》、萨嘉榘的《建窑考》等；还有因考古调查或公私收藏而作的，如曾毅公的《齐匋存》、黄文弼的《高昌匋集》等。为向全世界宣传推介中国悠久璀璨的陶瓷历史文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阐述中国陶瓷发展史的著作，如黄矞的《瓷史》、邵蛰民的《古今瓷器源流考》等；甚至出现了中英文对照版，如郭葆昌编校的《校注项氏历代名瓷图谱》、朱鸿达的《修内司官窑图解》等。
三是西方先进陶瓷科技工艺的不断引入，这是第二次高峰形成的外部动因。中国陶瓷制作从清代乾隆后期开始走下坡路，至清末民国时期其产量和质量可谓每况愈下，而此时的西方逐渐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科学技术与工业生产的结合更加紧密，这就造成中国陶瓷制作成本高而品质较差、西方陶瓷制作成本低而品质较高的窘况。为了改变这一窘况，清末民国时期的文人学者进行了深入思考和总结，并通过不断学习和引介西方先进陶瓷科技工艺及其方法，以“提质降本”，由此开启了中国陶瓷科技工艺发展的探寻之路，编纂了一系列有关陶瓷科技工艺的著述，如沈明熙编译的《陶磁器装饰法》，湖南工业试验所、湖南大学化学系和湖南宝华玻璃瓷器公司合作编纂的《湖南陶瓷玻璃原料研究》等。
四是文人学者对中国陶瓷未来发展的高度关注，这是第二次高峰形成的根本动因。清末民国时期，“洋瓷”盛行寰宇，对中国陶瓷业造成极大冲击，为此许多文人学者以“弘扬中华陶瓷文化，振兴中国陶瓷工业”为己任，高度关注和重视中国陶瓷的未来发展，并将其思考汇成文字，笔之于书。如陈浏为鼓舞国人，“彰阐我国工艺之精美、物产之殷富、康雍乾三朝制作之宏伟都丽”，担心国人“居瓷国而不通瓷学，又使寰球之人嗤其生长于瓷国，而并不知其国之瓷之所以显名”而著《匋雅》；向焯因十分关心中国陶瓷工业尤其是瓷都景德镇瓷业的发展，顾虑其“晦而不彰”而著《景德镇陶业纪事》；收藏大家郭葆昌为向全世界宣传推介中华陶瓷文化，借参加英国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之机，以中英文对照的方式著成《瓷器概说》等。
概言之，中国古代陶瓷文献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其编纂总量相对稀少，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也曾出现过两次高峰。这些古陶瓷文献对于世人了解和认识中国悠久璀璨的陶瓷历史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19世纪以来中国陶瓷典籍的海外传播及其对世界陶瓷业的影响研究”（18BG14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景德镇陶瓷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