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中就包括音乐文化思想。中法元首会晤赏古琴名曲呈现高山流水遇知音的美好画面，诠释音乐文化的深刻喻意。《中庸》作为儒学经典，影响甚广，尤其是其“中和之美”“天人合一”“制礼作乐”的音乐文化审美理念影响至大，初步奠定了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审美理念的范式。
一、以“中和之美”为审美理想，发挥凝聚人心的作用。《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当“喜怒哀乐”这些人之常情表达出来后，如果不合乎常理，人的心灵就不得和谐、安宁，就好像音乐，如果曲调不优美和谐，就成为噪音。如何达到“中和”之美，给人以轻松愉快的感觉是音乐文化坚持不懈的追求。“中和之美”既强调事物不张扬、不过分、恰到好处的圆满，同时也追求刚中有柔、柔中有刚的和谐兼容状态。
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古人在音乐、诗词、书画等方面都追求“中和”的审美准则。无论是高贵的宫廷音乐、清雅的文人音乐，还是在民间音乐的普及、宗教音乐的创作中；无论是在音乐思想、理论研究中，还是在艺术创作、表演弹奏上都追求“中和之美”。如唐大曲多采用“散慢中快散”的结构范式，在柔和的抒情铺垫中逐步加强速度和力度，情绪在激昂饱满的快板处瞬间迸发，最后绵延缓和，延伸出来的散板带给人宁静、平和的心绪，无论两端如何发展，美感在快与慢、强与弱的“中和”中得以体现。
二、以“天人合一”为审美境界，发挥人与自然和谐的作用。《中庸》论及不偏不倚的平常之道，追求“至诚”和“天人合一”的境界，“天人合一”的境界在音乐的审美理念中具体体现为整体的和谐性，也就是音乐与大自然、社会发展以及音乐本身内在的和谐统一。这不仅是不同乐器之间的配合以及音调的和谐，更主要的是音乐与大自然之间、人与大自然之间的优美和谐。中国传统音乐讲究天人感应，既崇尚外部自然的朴素之美，又重视内心体验的含蓄之美。中国古代文人大多游历名山大川，“青山不墨千秋画，绿水无弦万古琴”的意境造就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山水情结，如古琴曲《高山流水》，既有高山宏大的气势，又有流水涓涓细涌的情怀，达到音乐与意境、音乐与真善美的有机共融，实现天、地、人合一的境界。
在“天人合一”中得到开悟启迪，从而心旷神怡，是古人孜孜以求的音乐审美境界，孔子学习《韶》乐后三月不知肉味的感悟即是“天人合一”的体验， “学”与“艺”由此升华转化，得极致之“乐”。
三、以“制礼作乐”为审美标准，发挥道德滋养的作用。《中庸》提到了“礼乐”的不可僭越，将其作为审美是否适度的重要标准。礼乐的形式包括礼仪、音乐（舞蹈），《中庸》强调礼乐要与德行相匹配。
礼乐两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在动态中实现平衡和互补。行“礼”必然伴随“乐”，而作“乐”也可视作行“礼”的过程。儒家则对于“礼”和“乐”的各自职司及社会文化功能有更加清晰的释义：“礼”注重礼节秩序、等级规范，“乐”则注重和谐平等、整齐统一；与“礼”用外在的“理”限制、管束人不同，“乐”则倾向于用内在的“情”来打动、感染人。“礼”约束人类的身体行为， “乐”涵养人类的道德品质。礼乐彬彬在理论层面上是礼乐相和，在实践层面上主要体现为兼顾“以礼正乐”与“以礼合乐”的文化思想。
综上所述，《中庸》展示出中国古代音乐思想的三个典型特征：“中和之美”的审美理想、“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制礼作乐”的审美标准。三者相互支撑、相互包容，逐渐形成较为统一、独特的音乐审美体系，初步奠定了中国古代音乐思想的框架雏形，对当代社会也有启发，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一是汲取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制礼作乐”的精华。不可否认，在当代，“音乐”概念乃至具体的音乐表演形式等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沿着历史文化脉络，借鉴数千年历史中博大精深的音乐文化理念，应充分利用音乐灵活多样的传播特性，使中国音乐文化继续在治国安邦、社交礼仪、感情表达、人文教育等各方面传承其独特优势。
二是汲取中国古代音乐文化涵养人格的精神。青年是祖国的未来，中华五千年优秀文化的瑰宝需要年轻一代的继承和发展，要从基础教育方面涵养青少年的音乐文化素养。站在新时代世界舞台的高度上，用心、用情、用力讲好中国音乐文化故事，创作出更多具有民族精神、具备国际性并为人民喜闻乐见的高质量作品，为进一步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发挥积极作用。
三是汲取中国古代音乐文化艺术价值传承的精髓。从现存的研究资料看，孔子曾整理过《诗经》中的音乐，而朱熹则更为直接地表述诗就是古之乐也。我国自古以来就存在着通过图文、器皿、乐谱等各种形式记载的音乐曲式，收集整理中国音乐文化脉络，厚植优秀传统文化根系，使其枝繁叶茂并发挥应有的作用，是我们的光荣责任和使命担当。
（作者单位：青岛大学音乐学院）
